《紐約時報》民國二十七年1月23日報道說：“來自東京的報告顯示，一項全麵的命令已下達在上海和南京的軍事當局，以禁止隨意闖入美國人的產業。據說這是1月15日頒發的，但是愛利生（即阿利森——引者注）先生今天報告1月15日中午到1月18日中午，美國人向他報告日軍隨意闖入的次數不下15次。”
日本政府對軍部的控製無力，進一步助長了日軍官兵行為的暴戾。
石射豬太郎的回憶也印證了這一點：“我在三省事務局長會議時，常常警告陸軍，廣田外相也向陸相要求其嚴格軍紀。我相信軍中央一定告誡過第一線部隊，唯可能因為暴行過多，而束手無策。我從沒聽過暴行者受過處分。”
第四，日本軍方中的部分勢力，試圖在滅亡中國的同時，驅逐或者消除西方國家在華商業利益及其政治影響。
這一點很大程度上也是日本侵華政策的潛在出發點。
驅逐西方在華勢力而後快，這樣一來，日本不僅能在軍事與政治上，也能在經濟與商務上徹底控製中國。
民國二十六年12月11日日本海軍大將末次信正發表談話時曾稱，不惜為中國問題與英國一戰，展現出日本軍人一貫黷武的態度。
民國二十六年12月26日，美國海軍亞洲艦隊司令雅納爾就其在上海的觀察記述到，“日本真正的政策是把除了他們自己之外，要將所有他國的商業利益驅逐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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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駐華大使約翰遜在給國務卿的電報中，對日本的這種野心進行了分析。
他指出：“對我來說整個局勢錯綜複雜，原因是我始終相信這樣的事實，即無論東京官方發出什麼樣的有關日本對中國大陸意圖的聲明，由鬆井石根所代表的陸軍及其在上海的年輕軍官以及新近被任命的日本內政部長海軍上將末次打算在中國追求的目標才是關鍵，這一點（日本軍隊）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最後通牒（上海1月5日上午9時編號15的電報有報告）提供了證明。另外該海軍上將最近發表的解釋日本反英情感的原因顯示，實際上日本政策的目的是為消除西方對中國影響及排除西方在中國利益，上述講話就是絕佳的證明。”
他還認為日軍士兵在南京大規模屠殺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的行為“部分動機是希望使中國人相信，他們不能有指望白人幹預的任何想法。”
約翰遜表示，西方國家“似乎正麵對一批年輕的日本浪人，他們不能容忍來自東京的控製，他們對他們行動可能對日本與西方大國關係產生的不利影響表示了完全不計後果的鄙視，他們相信全世界對（日本）違反遠東相關條約的條款和第三國的權利和利益除了進行口頭抗議外，沒有為其他的行動做好準備。”
英國外交部官員也指出：“在日俄戰爭中，日方在所有場合中都嚴格堅持國際法和國際公約，因為在那時日方非常擔心他們的表現會讓人認為他們不如西方國家文明。而他們今天對於所有體麵的完全不顧及正是他們對西方勢力表示蔑視的有力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