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代賑，是中原王朝曆朝曆代，一種惠而不費的賑災方式。
比如《晏子春秋》中，齊景公時，晏子築路寢之台；
唐朝時候，李頻任武功令就曾頻發官廥庸民浚渠；
歐陽修知潁州時，募饑民大修灌溉陂塘，救饑的同時，興修了農田水利；
趙忭知越州時，通過修築工程以賑濟；
範仲淹知杭州時，興造寺廟及修建倉敖等活動，為饑民提供就業傭工機會，從而達到救賑饑民的目的，與晏子修路寢之台有異曲同工之妙。
北宋初年，由朝廷出資經營公共設施的觀念，徭役製仍大行其道，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徭役方式強征集勞動力來修築道路、橋梁、水利的方式，已經越來越顯示出其弊端。
因為大規模徭役，很容易造成【多殺士眾，竭力民財，天下虛耗，百姓流離】，這對小農經濟體係下的中原王朝而言，就意味著更多的風險。
兩宋的財經事務體係高度發展，以工代賑這種惠而不費的賑災方式，逐漸被朝廷和民間所接受。
類似於：【以有餘之財以惠貧民，募民興利，既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的觀點普遍出現。
興役順貧富之便，就成了兩宋賑濟最常用的手段，而不是簡單的開倉放糧那麼簡單。
所以朱祁鈺在鹽鐵會議上，讓工部給出一個具體的章程來，這種極其類似‘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並非朱祁鈺首創，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也是祖宗之法，並沒有什麼不可以接受的。
更不用出動胡濙這樣的洗地利器，進行洗地。
為何大明沒有大規模以工代賑的案例？
因為大明朝廷實在是窮的自己都養不活了，地主家都沒有餘糧，怎麼進行以工代賑？
現在大明朝，有錢，豪橫！
“陛下，此次冬序的根本，還是錢荒。”於謙在禦書房頗為嚴肅的說出了自己的觀點。
大明眼下的冬序，是貨幣供小於求，而且大明朝廷還欠了八十年的貨幣債，於謙已經注意到了，在很多地方都出現了通貨緊縮。
解決辦法也早就擺在了禦書房的長桌上全麵征倭和鈔法。
全麵征倭不現實。
行鈔法皇帝不樂意。
於謙其實想再跟陛下分說下鈔法之事，可看陛下意興闌珊的樣子，就選擇了緘口不言。
直言上諫，是臣子的本務，但是什麼時候上諫，如何上諫，是一門技術活。
有的時候，上諫這種事，朝臣和皇帝別上了勁兒，最後會變得擰巴起來，最終導致君臣失和。
洪武二十五年，懿文太子朱標死後，誰來做太子這件事，就提上了日程。
朝臣們其實對皇太孫的朱允炆並不滿意，但是白發人送黑發人、經曆了喪子之痛的太祖高皇帝，就和朝臣們擰巴了起來，最終藍玉案爆發。
永樂十九年，大明遷都順天府，文皇帝和朝臣們又擰巴了起來，最終鬧得不可開交。
正統十四年七月，稽戾王朱祁鎮執意親征，兵部尚書鄺埜、英國公張輔等人，上奏言事，反對親征，這又是擰巴到了一起，最終稽戾王親征，大明有傾覆之虞。
於謙其實很想說，大明眼下可行鈔法，度過這次冬序，但是他怕自己這個百官之首，一句話說不對勁兒，皇帝和朝臣們再擰巴起來。
景泰四年，戶部和工部爭鈔法、錢法時，陛下問策，於謙就曾經說過，都可以。
因為眼下陛下春秋鼎盛，膝下有嫡有庶，沒有人敢在陛下的眼皮子底下生事。
一時間，於謙也不知道如何開口，就坐在案前喝茶，等待著陛下的決定。
沉默了許久，朱祁鈺終於還是開口說起了錢荒之事，這是根本性問題，根本無法饒過去。
朱祁鈺的麵色頗為沉重的說道：“其實於少保清楚，朕也清楚，僅憑倭國的銀山，也僅僅是緩解大明錢荒而已。”
“陛下英明。”於謙知道陛下說的是實情。
大明就像是一個無底洞，無論多少金銀砸進去，都如同石沉大海一樣。
大明或者說中原王朝，始終無法從小農經濟突破到商品經濟，究其根本，就是這片土地的貨幣供應，始終無法滿足這片土地如同饕餮一樣的肚子。
沒有充足的一般等價物，大明不可能從小農經濟蛻變到商品經濟。
大明還缺銅少銀，給貧瘠的大明財經事務雪上加霜。
朱祁鈺站起身來，來回踱步，一邊走一邊說道：“在一般意義上，貨幣就等同於財富，對於百姓而言如此，對於朝廷而言，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