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事俱備，東風也來了，那麼一切就可以進行了，伴隨著相當一部分士族旁支子弟進入到蘇寧臨時辦理的進修班裏麵學習，師資資源準備齊全，這些士族旁支子弟都是對於自己明明沒有做什麼事情卻遭受池魚之殃感到不滿的人，並且對於主家，對於嫡係一派非常不滿意，蘇寧很中意這種對於主家的疏離感，把握好了，他們就是終生的大唐掃盲機器。
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之高下，主要還是從識字率開始看起，識字的人越多，那麼這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就越高，因為文字是文明的開始，隻有識字，才能繼續下去學習更為深層次的文化，所以，要想讓大唐在短時間內發生巨變，掃盲就是第一要務，掃清大唐境內所有的文盲，就是這一階段，大唐政府的最重要任務。
識字了，很多事情朝廷隻需要張貼布告，百姓就能看懂，也不會像過去那樣吃力不討好，識字的人多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就能產生飛躍性的進步，隻有識字的人足夠了，才能繼續下去建設國民教育體係，李二陛下的那一句不使一人不識字，不使一人不知書才不是空話。
當然，這些士族旁支子弟還不知道應該如何教育那些不識字的人，讓他們從不識字變為識字，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需要從很多方麵入手，比如，利用他們已經識字的優勢，讓已經培養出來的一批可以深入基層展開掃盲工作的啟蒙老師給他們上課，讓他們明白如何教導那些不識字的人識字。
一開始蘇寧覺得使用漢語拚音應該是很不錯的方法，畢竟後來全中國的人都用這種方法識字，並且普通話也由此普及，但是漸漸的蘇寧注意到很多問題，中古漢語和近現代漢語的差別本來就很大，拋開讀音的問題，很多地方那個都不一樣，就別說大唐時代那些根本難以聽明白的地方方言。
秦始皇一統中國之後，就發現了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戰國七雄各有各的文字，各有各的語言，各有各的錢財，各有各的文化，各有各的度量衡，各有各的行事準則，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內秦始皇批閱奏折都需要請各國人來為他朗讀不同地方的奏折，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所以才會有秦始皇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的偉大舉措，這一舉措，使得中國避免成為歐洲那樣分裂的狀態，而保持了大一統的文化基礎。
但是讓秦始皇也無法統一的說話讀音問題，就是千百年來困擾很多人的問題，就是如今，在湖南等地還有五裏不同音的說法，不說普通話了，就是方言也是千差萬別，聽慣了普通話的人完全聽不懂方言說的是什麼，完全不是漢語拚音那四個讀音可以解決的問題，現代漢語經過簡化簡化再簡化，完全不是大唐時期可以理解的，蘇寧也是過了好一段時間才適應過來。
但是唐詩宋詞之所以可以產生，就和這些讀音分不開關係，若是強行推行漢語拚音，使得漢字隻有四個聲調，估計唐詩宋詞也就不會產生了，那是一種罪過，一種讓蘇寧難以啟齒的罪過，所以在後來蘇寧找到了孔穎達，請求他停止對漢語拚音的研究和改造，說他不想做一個罪人，然後詳細剖析了漢語拚音的弊端，說這隻是方便了他自己，卻害了文化傳承。
孔穎達隨後意識到漢語拚音的弊端，其實他早就注意到，但是因為這樣一來的確有很多字可以直接注音出來，很方便，較之兩字相切讀音法更為便捷，不用再出現識字的前提就是識字這樣一個做法，教會一個不識字的人識字也不用那樣麻煩，但是蘇寧自己都提出來了，孔穎達自然也不願意做那個罪人。
可是若是在全大唐使用兩字相切讀音法的話，孩子也就算了，那些目不識丁難以教化的大人如何教導？他們的學習能力很弱，早就過了最適合學習的時期，長期麵朝黃土背朝天，若是沒有適合他們的方法，估計學到底也學不會幾個字，反而激起容易挫傷他們的信心和上進心，對於國家而言大為不利。
最後孔穎達長歎：“本以為造紙術和活字印刷術便可改變大唐，成千古未有之大變局，卻未曾想到，一個小小的識字就讓我等如此難堪，若是到了往後，有更多事情需要教習，又當如何？老夫太小看這些了，蘇侯啊，此事不易，此事不易啊！若要讓全大唐子民都能識字讀書，談何容易？”
蘇寧也無奈，兩字相切讀音法的弊端和弱點太明顯，卻是這個時代唯一適合的識字方法，至於其他的一些旁門左道，蘇寧也無處得知，隻能說這個世界太不公平，連這第一步都邁出的如此艱難，沒有拚音這一大利器，不識字的成年人若想識字，那可就真是太難了。
但是隨後，蘇寧卻注意到了一個相當嚴肅的問題，雖然說在沒有漢語拚音的古代，文盲率居高不下，但是先賢為了讓更多的人識字，還是在有限的基礎上做了無限的努力，所以識字率還是節節攀升的，沒有漢語拚音的時代中，伴隨著時間的推移，活字印刷術和造紙術改良之後，人們還是想到了很多的方法。
這就讓蘇寧想到了《三字經》、《百家姓》和《千字文》，這號稱三百千的三部有著重大意義的幼兒識字讀本，古人沒有辦法用音符為漢字注音，但是卻可以利用朗朗上口的三字句和四字句反複誦讀，以此加強人們對這些字音的記憶，在記住了讀音的基礎上，再行認字，寫字，一般而言，在私塾裏麵讀一年書，也就可以過識字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