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錢幣很複雜，曆朝曆代的貨幣多如恒沙之數，不翻泉譜，沒幾個人能記下來，別的不說，單說袁大頭，就有120種左右的版別。
胖頭孫雖然大學讀的跟文物相關的考古，但考古是不教這些的，整個大學期間就連實踐的機會都很少，基本都是在學理論。
就算挖了一個大墓，學校會讓一些學生參加田野考察，他們也接觸不到核心的工作，按我師爺的話說，他們幹的都是腿子活，有時更慘，幹的是下苦的活。
這些都是盜墓行業的分工，按照北派的說法，主要分為掌眼、支鍋、腿子、下苦，腿子負責技術工作，畢竟盜墓也是一項技術活嘛，而下苦都是一些苦力，負責挖掘工作。
這些對鑒定文物其實沒有多大的幫助，學校學的知識比較粗放，比如對比各個朝代文物的特點，能夠加以區分，但要再往下細分，比如同一個時期兩個畫家的作品有什麼區別，相信大多數學考古的學生是沒辦法判斷的，反而不如一個學美術的學生。
這也就是為什麼胖頭孫沒法細分袁大頭的原因，他就知道三年袁大頭的存世量很多，爛大街的貨，但卻不知道三年袁大頭還有簽字版。
因為這個版別十分稀少，他沒見過也很正常。
但我不一樣，我從小就學古錢幣，我文物的啟蒙是從古錢幣開始的，不客氣的說，我已經學了十年了。
胖頭孫似乎對此還挺不服氣的，對我冷笑了一聲：“就算你撿到了漏兒，你也得能賣出去啊，現在有幾個人收藏銀元？”
我笑了笑，沒言語，但心裏其實已經有了買家的人選。
銀元現在雖然沒行市，但總有那麼幾個人收藏，古玩的每一項分類，都不缺收藏的人，缺的是門路，也就是怎麼找到這些人。
別的地方我不好說，但在京城，我爸媽從小就帶著我去拜訪行裏人，後來姚師爺也帶著我四處轉悠，我太知道行裏誰在玩銀元了。
“杜師傅，你們忙著，我去別處轉轉。”我對杜繼昌微微躬身，轉身去了別的土坡。
走了大概十分鍾左右，我又遇見了一個小山頭，那是建築工地的土堆積起來的土丘，上頭五六個攤子，可能沒什麼生意，幾個人在打牌，旁邊的人圍觀。
在潘家村這一塊擺攤的，基本都是家裏的舊貨，賣出一件就掙一件的錢，也能貼補家用，隻要一天賣出一件，就比上班強。
土丘有一條路，純粹是靠人的腳印走出來的，正應了魯迅先生的那句話，這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古玩市場也是一樣的，開始的時候都是禁令，私人不能經營古玩，但這些古玩販子多了之後，禁令也就解除了。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因為有潘家村這些賣舊貨的小販，才有以後的潘家村舊貨市場。
這些小販三三兩兩，東一群西一堆，跟打遊擊似的，抓都抓不到，公家隻能讓他們合法化，方便統一管理。
古玩市場後來的繁榮，就是從地攤開始的。
我爬上了土丘，立即有人說：“來生意了。”
幾個圍觀的人迅速回到自己的攤位，還在打牌一個青年指著旁邊的攤子：“哥們兒，自個兒看哈！”
我過去䁖了一眼，放著三件瓷器，都是民俗，我就沒在意，繼續逛其他的攤子，被一個老頭給吸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