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老院原本有一種想法是將“銀儲券”作為工業品購買券，要購買元老院生產的商品必需使用新貨幣，但是財經口的人認為這樣做意義並不大，因為元老院生產的工業品，從覆蓋人群和使用範圍來說依然不夠大。
財經口的意見是元老院必需掌握廣州的“米”、“鹽”、“布”這三件居民基本消費品的渠道，確保新幣能隨時購買到這三樣必需品。
隻要紙幣能夠購買到生活必需品，是否能夠兌換成銀元就不再關鍵。否則就算能確保市麵上每一元銀儲券在銀行裏都有一個銀元作為儲備也無濟於事。
當初人民幣能夠在混亂的貨幣市場上站穩腳跟，除了靠行政力量強製銀元退場，關鍵是政府能夠控製“兩白一黑”（米、棉紗和煤）的供應渠道，從而維持住紙幣的基本信用。
財經省麵臨的情況和1949年不同，但是廢兩改元，銀鈔通兌依舊是一件對金融市場來說天翻地覆的大事，要保證新貨幣能夠被接收，流通，再多的金融理論都抵不過最基本的原則：要讓錢“值錢”。
金銀並不天然“值錢”，在金銀泛濫商品稀缺的地方，它們同樣遭到巨大的貶值。在17世紀的中國就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滿清。
滿清靠著多次入關擄掠，獲得了相對於其國土麵積和人口來說天文數字一般的財富，但是巨額的金銀財寶傾瀉在這一小片寒冷貧瘠的土地上，帶來的隻有惡性的通貨膨脹。大明對其實行貿易禁運的結果是滿清隻能和同樣貧瘠且心懷敵意的朝鮮進行幾乎強製性的貿易，從山西商人那裏獲得的商品更是杯水車薪。
派往盛京進行貿易的黃驊原來寫來的報告裏充滿了“百物騰貴”，“商品稀缺”的字眼，中下層官員生活困難，甚至有官員因為被迫出賣禦賜之物獲罪的事情發生。滿清不斷的要求元老院運來糧食，開價甚至高達每石四十兩銀子。
“所以準備多少銀幣並不是關鍵問題。雖然我們的新貨幣已經不再是米本位了，但是貨幣的價值依然需要這些基本商品來背書。”陳策闡述完新貨幣發行計劃之後加上了這句結束語。
劉翔說：“我不是置疑財政省的政策。但是……但是，老百姓對紙幣可是一點好感都沒有。我們現在拿出紙幣發工資、買東西。恐怕，恐怕……不是那麼容易，市場接受度不高，總不能搞強迫貿易吧。得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陳策說：“這個自然，不然財政省何必再給你加撥二十萬元的銀幣？就是為了減少流通阻力嘛。”
劉翔心道這明明是在廣州繳獲的戰利品！企劃院把一府兩縣廣東布政司的官庫都翻了個底朝天，弄到了二十幾萬兩庫銀上交國庫，現在撥給廣州二十萬元不天經地義麼？就算有雜色損耗的問題，你們還漂沒了不少！
但是在如何處置戰利品上他並無發言權。隻好做出誠懇的感謝狀：“要你們多支持啊。我這裏的抄家銀子斷然不會少，隻求財經省要多多考慮我們作為新貨幣試驗區的特殊性。”.伍2⓪.С○м҈
陳策說：“你放心就是。新幣製不僅僅是廣州的事，更是關係到整個元老院大業的事。”
既然財經省已經定下了基調，那麼他劉翔隻有“堅決執行”。今天晚上的會議實際就是按照財經省的發行計劃布置工作。
鄭尚潔說：“我有個問題。如果新貨幣還是要靠米來背書，豈不是我們還得規定一塊銀元能買多少米嗎？”鄭尚潔遲疑道，“等於是變相的米本位。”
“不，鄭局長，你的概念不是米本位，而是限價政策。”陳策說，“市場上米、鹽、布的價格由市場去決定。在一定幅度內上漲或者下跌都是允許。我們要做得是通過市場手段來調節物價，維持物價的穩定。”
鄭尚潔忽然意識這件事的工作量有多大，她驚呼起來：“這樣的話我們豈不是要控製城裏的所有米店布店，還是準備大規模開國營商店？”
“不，沒這麼誇張。”張易坤說，“我們隻要控製住批發渠道就行了。”
林佰光點頭：“不錯，廣州的生活必需品其實都仰仗外地供給，控製住外來批發渠道也就等於控製住了市場。”
陳策問道：“這事好辦嗎？”
林佰光微微一笑，說：“凡是要涉及既得利益集團的事情都不好辦。好處是我們是新生政權又是外來戶，沒有千絲萬縷的利益羈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