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裏，這位婦女幹部的眼圈都紅了。我深感在衛生保健這一領域，我們要做得工作還很多。
交談中我感到這位婦女幹部工作態度非常認真，有一股子把事情鑽下去做到底的勁頭。
隨後，應我的要求，會計拿出了村裏的土地和戶籍檔案。不但有詳細的土地登記，還有略圖。全村的耕地塊非常整齊，是典型的我們測量員的作品。會計說：“這些耕地都是‘首長的徒弟’丈量的。每畝麵積完全一樣。不再有大畝小畝的區別。”
因為畝的麵積完全一樣，在分地的時候就不得不考慮好地壞地的問題，當時總得原則是“以產定數”，大致就是分到好地的就少分，分到壞地多分。考慮這樣可以大致拉平各家各戶的總收入。
但是會計說這樣實踐下來問題很大。分到壞地的農戶要投入更多的勞力去生產，反而加劇了他們的負擔。
“沒有大牲口，種20畝好地都吃力，何況有的人家分得地差，要種三四十畝！”會計說，“很多人為了圖省事，就種不大需要伺候的紅薯、雜糧。為了這分地的好壞，村裏不少人有意見。要按照我們老家的習慣，好地壞地水田旱地，一畝的大小都是不一樣的，反而要公平些。”
關於這個情況，我已經不止一次聽到村幹部和村民反應，看來我們工作中“拍腦袋決策”還是太多了，對實際麵對情況的複雜性估計不足。
除了分地麵積上的問題，農民的個人積極性沒有充分調動出來，許多移民不熟悉稻作生產，而天地會不組織生產他們熟悉的小麥、穀子、高粱，也不提供相應的種子和技術指導，許多農戶就采取粗放式的種植，產量很低。
會計說移民一開始有怪話：種了一輩子地，現在還要幾個南蠻子來當夫子，教自己種地。現在怪話少了，但村民還是很想種小麥。
這些鮮活的情況提醒我，移民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農村工作要從實際出發，分類指導，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每畝地的實際麵積並不一樣這一點，更使我體會到農村的數字概念有較大彈性，甚至可以由村裏人約定俗成。這一點不符合標準化，但在農村的確有一定合理性。如何能兼顧到合理性又能堅持標準化，看來是一個考驗我們執政能力的課題。
戶籍檔案因半年沒人查看，許多頁粘到了一起。我翻來翻去，看不出農村人口的流動，除去生育和死亡人口，建村以來都沒有變化。但具體一打聽，有十幾個農民已招工去了臨高和瓊山，不在本村居住了。因為沒有遷徙戶口，戶籍檔案未能及時準確的反映。
接下來我走訪了村裏的幾戶人家，第一戶是村會計，他家裏有5口人，3個女孩，大女兒二女兒是妻子改嫁帶過來的，隻有小女兒是在當地出生的。這樣的重新組合家庭在各個移民村落裏是很多見的。
他家分了30畝地，有水田有旱地，番薯年畝產500多斤，水稻年畝產300來斤，加上當會計的補貼，在村裏算是好的。因而家裏有較多的日用工業品，吃糧中的細糧比例也高一些。
從會計家出來，我又順路隨機走訪3戶農民。其中一戶中年兩口子帶兩個兒子，大兒子20歲了，年前在甲子煤礦打工肩部受傷後病退回家，如今在家務農，因為幹不了重活收入受到很大影響，沒錢也娶不上媳婦。小兒子最初在家，去年招工去了三亞，但也積不到什麼錢，春節前回村是空手進家門。老兩口現在的最大希望是是兩個兒子能找到媳婦－－卻因為彩禮問題希望渺茫。
這個家庭的境況，是農村的一個小小縮影。以前我也調查過一些農戶，多數出去打工的未婚年輕人，經濟上對父母幾乎沒有什麼資助，自己能成家立業就算不錯。不言而喻，農民收入翻番的“賬”還要重新算算，切不可盲目樂觀，要采取多渠道綜合增收的措施。(未完待續。)
。您提供大神吹牛者的臨高啟明被禁的原因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