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曆史上，有一段非常特別的時期，出了一群非常特別的人。但正是有了這段曆史和這些人才使中國的文化顯得熠熠生輝，豐滿動人。
那是一個多事之秋，三國紛爭，八王之亂，十六國逐鹿中原……在那個烽火連天，金戈鐵馬的歲月，政治高壓、思想禁錮的年代，多少名士俊傑報國無門，反引來殺身之禍。於是清淡之風應時而生，儒道佛三家互為交融，學術思想被推入又一個高峰，雖然少了許多經世濟國的良才，卻多了一群才思風liu的高士。“魏晉風liu”凝成一種獨特的風格，照亮了曆史，也影響了後世。
“魏晉風liu”是一種極具魅力和影響力的人格美，兼“玄心，洞見，妙賞，深情”於一體，用言行、詩文、藝技等方式使人生藝術化。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等人，就是具有這種時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他們穎悟、曠達、真率，不為名教所縛，不為禮法所拘，雖然在對待名教與自然的態度上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他們的本真與性情。這是一群遊離儒家道統之外，卻又主宰了一個時代意識形態的精神的大人與思想的巨擘！
隨著漢朝君主統治的日益加強，儒術獨尊之後，儒學漸漸走向自己的反麵，繁瑣的訓釋加上讖緯神學的迷信光圈，緊緊地禁錮著士人的思想，而外部的紛爭也加快了腐朽王朝的崩潰。所謂“時勢造英雄”，在這樣的亂世中，一些有誌有識之士發揮作用，他們像驚濤駭浪一樣衝擊著朝廷的陳腐和醜惡，以陳蕃、李膺為代表，在他們身上體現了一種與漢代統治思想大相徑庭的新精神、新人格，為魏晉清談名士的出現，新風度的建立健全，起到了先驅啟蒙之作用。陳蕃對強權的抗議，李膺對宦官的打擊，引發了“匹夫抗憤，處士橫議”的浪潮，興起品評公卿、批評政治的風氣。曆史上稱之為“女幸（左女後幸）直之風”。這時的清議已經是清談的開始了。然而庶人自由議政與君主專製的衝突在所難免，一場“黨錮之禍”釀造了名士的悲劇。李膺、杜密、朱寓、劉儒、範滂等百餘人慘死獄中。黨人清議雖被鎮壓，但黑暗的政權愈發激起了人們強勁的結黨議政的浪潮。而另一邊，一批守死善道的儒士們卻在用另一種方式來對抗朝廷。如郭太、徐孺子等。孔子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遜）。”郭太深諳其中道理，於是他退出政治，閉門教書，培育了一大批才子學士，並帶領他們走上一條較為安全的道路。在這條路上可以不與朝廷合作，在討論學術中發泄憤懣，在教育士子中發揮作用，以完成善德與善道的理想，實現儒士的社會價值。《中國思想通史》中說：“禁錮了的清議，不得不開始轉向，另求出路，其結果是清議轉而為清談……其間轉向契機，實應從郭林宗講起。郭雖善人倫，而不危言核論，實開清談之風。”政治的高壓與黑暗，儒家的渙散與解體，道家的重新複蘇，士人崇尚自然與性情，在這多重因素下，使得清談興起，玄學濫觴。
一、慷慣磊落的建安風骨
“魏晉風liu”自“建安風骨”開啟，以曹魏集團的“總裁”曹操為揭幕人。作為一代文學家，曹操以其卓絕之才開創了建安文學的繁榮局麵。
《明詩》篇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趨；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建安時期是才人輩出的時期，湧現了一大批名士，他們的創作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具有“慷慨悲涼、駿爽剛健”之風格，史稱“建安風骨”。他們直接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一個詩歌****。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為其代表。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這是曹操當年征討烏桓，凱旋經過昌國時所作的名篇《短歌行》，詩中歌詠了他一統一天下的雄心壯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名士的渴求與友情。當時名士地位和清議人物權威日益增高，曹操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和威望，自不敢小覷名士。在曹操窮困卑微時，他得知許劭清議名望甚高，便常帶上厚禮討好許劭，請求他為自己做些評論。許劭向來鄙視他，便給了他一句：“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曹操卻聞言大喜，因為自此得了英雄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