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最重要的是智慧而非本領，尤其是在專製霸權、白色恐怖的中國官場，人如草芥，命有旦夕之禍福。翻開中國的曆史，我們可以發現，多少才華卓犖、本領超凡之輩，最終都成為政治鬥爭和專製體製的犧牲品。有些固然死得壯烈英雄，有些卻死得完全不值，甚至很冤很窩囊。不過同時也有一大批智者遠離政治獨善其身。就連孔子也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但是我們無法選擇時代，如果生逢邦之無道，那又如何做出一番作為？那就需要高度的智慧。其實即使在有道之時要實現抱負也是需要智慧與謀略的。中華五千年曆史中不乏忠臣、名將、勇士、才子、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等等，但有大智慧者幾稀！我們眼中所謂的“聰明”之士其實大多是陰險狡詐之輩，而非真正擁有大智慧之人。不過也確是可以找到幾個智慧之士既能達於世又能保其身，而在這些人中我尤為佩服的是一代名相狄仁傑。
智慧不同於奸詐狡猾，奸詐狡猾的人往往是自私自利之輩，用各種手段來謀取私利。而大智慧之人必有大品格，既能實現兼濟天下之理想又能獨善其身，保全自己。狄仁傑正是這樣一個人。
狄仁傑，唐代並州太原人。世代為官，家道殷實，為他打下了良好的從政基礎。他通過明經科考試及第，出任汴州判佐。那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為河南道黜陟使，狄仁傑被吏誣告，閻立本受理訊問發現狄仁傑是一個德才兼備的難得的人，謂之“河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推薦他做了並州都督府法曹。同府有個叫做鄭崇質的參軍，家中母親年老多病，而他卻要被派遣出使到邊遠的地方。狄仁傑對他說：“怎麼能夠讓你的母親在萬裏以外思念著你呢？”於是，狄仁傑去找長官蘭仁基，請求讓自己代替鄭崇質。蘭仁基很嘉許他的情誼，當時，蘭仁基正好與司馬李孝廉因為誤會而不合，蘭仁基就告訴司馬李孝廉說：“比起狄仁傑，我們應該感到慚愧啊！”兩人因此和好如初，總是向人稱讚狄仁傑，說他的賢德，在北鬥以南，就隻有他一人而已。
唐高宗儀鳳年間，狄仁傑升任大理丞。這時候他的智慧才真正開始閃光。今天，人們把狄仁傑稱為“東方福爾摩斯”，正是對他破案才能的高度評價。曆來破案之事，非資質平庸者能企及，不但需要對世事洞若觀火，練達人情，而且需要良好的應變能力與判斷能力。狄仁傑正是兼具這些智慧的人，所以他擔任大理丞才一年時間就判決了大量的積壓案件，涉及到1.7萬人，竟沒有一個冤訴者，頓時名聲大振，成為朝野推崇備至的斷案如神、摘奸除惡的大法官。“蛇靈案”“黃金案”“殺夫案”……一個個非常棘手的案子一一被他擺平，令冤者得雪，奸者得懲，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在狄仁傑破案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他不但觀察入微，腦筋靈活，處事沉著冷靜，行事果敢大膽，而且懂得心理學以及各種計謀的運用。什麼時候不出手，什麼時候該出手，什麼時候該收手，他都拿捏得很到位。他似乎具有“超前”的眼光，可以想見未來的事，還可以根據自己的目標來操控整盤棋局，每一次落子都意蘊深遠。
如果說破案還得耍一點小聰明小伎倆的話，那麼做官尤其是做一個中國的政治家卻無疑需要十分的智慧。如果說一個人在官場隻是混混日子或者謀取權貴的話，那麼懂得見風使舵，左右逢源便好，但狄仁傑畢竟是個有政治理想的人，他內心深處依然秉承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他既要有人格的操守，又想為國為民做點實事，但生逢這樣糟糕的體製，身處這樣險惡的仕途，他要怎麼做才能兩全其美呢？狄仁傑的辦法是做一個“外圓內方”之人，在外圓通，在內又有堅守。這樣一來使得他不但仕途一帆風順，有驚無險，而且為世人所稱道，在青史上留下美名。
勿庸置疑，狄仁傑是敬職敬責的，一個想要做實事報效祖國為社會作貢獻的人，首先他得做好他的本職。所以他在位上是竭盡所能，鞠躬盡瘁。他的職業觀與曆史上大多忠臣義士的職業觀一般無二，但是除了敬業，他比別的忠臣義士開明且通達，曆史上有很多忠臣義士雖滿腹經綸，但腦子卻僵硬得很，中國的文化培養了一大批書呆子，卻乏真正智慧的大家。但狄仁傑是個例外。史上評價他說，為官，則愛民如子，不懼權要；為臣，則忠貞不二，老成謀國；為人，則誠實友善，剛正不阿；處事，則機警權變，足智多謀。可謂十分中肯。他與其他忠臣義士的區別或許就在於“老成”地謀國與“機警”地權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