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今文經學派。5Cｃｃ.ＮEＴ因創始人莊存與﹑劉逢祿都是常州人，故名。最初根據今文《公羊》經說，發揮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故亦稱"公羊學派"。鴉片戰爭前後，龔自珍﹑魏源以《公羊》經義，發揮政見，抨擊封建**製度的腐朽。光緒間，廖平分析經學，詳論漢今古文學的歧異，以為古學係偽造，今學乃孔子自創新製。後來康有為利用今文"托古改製"，作為戊戌變法的理論依據。
常州學派是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出現的，以莊存與、莊述祖、莊綬甲、劉逢祿為代表的，研究《春秋公羊傳》的今文經學派。由於他們都是清代常州府人，故得名。
常州學派由莊存與為先導，劉逢祿奠基。與吳派、皖派一樣，其涵蓋麵不局限於常州府。如曲阜孔廣森、吳縣宋翔鳳、江都淩曙、句容陳立、仁和龔自珍和邵陽魏源等，他們推崇西漢今文經，研究興趣在《春秋公羊傳》，援用常州學派的公羊學理論，也隸屬於常州學派。常州學派有一個明顯特征，其成員多近親。莊存與、莊述祖、劉逢祿、莊綬甲、宋翔鳳，他們之間有親戚關係，是血緣的紐帶聯結起來的。
清代今文經學的複興，就時間而言始於乾嘉，盛於道光年間；就性質言，是對當時經學研究一尊東漢古文經，重視訓詁名物，以字解經學風的反撥。5Cｃｃ.ＮEＴ就清代學術發展流變來看，常州學者的《公羊》學研究，雖與吳派、皖派乃至稍後的揚州學派在治學上迥異其趣，但其研究漢代今文經學，本質上仍屬於漢學的一部分。因此，從學術流派的角度而論，常州學派是與吳派、皖派並列的以今文經形式的純漢學研究的地域性學術流派。
常州學派的公羊學研究導源於莊存與所著《春秋正辭》，該書據西漢董仲舒、東漢何休的“公羊學”，專力發揮《春秋》的“微言大義”。稍後的孔廣森著《春秋公羊通義》、劉逢祿著《公羊何氏釋例》都是一脈相承地闡抉“微言大義”為宗旨。《春秋公羊傳》是一部傳解《春秋》的著作，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從唐代起，被列為儒家經典之一。《公羊傳》對整個《春秋》書法進行了尋繹，它以“大一統”為宗旨，以“尊王攘夷”為著眼點來闡釋《春秋》義理，如莊存與、劉逢祿認為“大一統”，要“以諸夏輔京師，以蠻夷輔諸夏”，才是“天無二日，世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5Cｃｃ.ＮEＴ顯然大一統的核心是“尊君”，是拱奉王室。正是如此，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賞識。《公羊》學“微言大義”的重點是所謂的“三科九旨”，尤以“存三統”、“張三世”作為解《春秋》微言大義的統貫。劉逢祿認為《春秋》就是“立百王之製，能三統之義，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從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清朝去古雖遠，但隻要“繼體守文”，就能深刻理解《春秋》之法以製馭其政。唯有如此，“三代之治未嚐不可複，其亂未嚐不可弭”。這就表明，劉逢祿研究《公羊》，意在“後王有作”。劉逢祿十分重視闡釋《公羊》學以“三世”就為中心的變易理論，他重新梳理和明確了《公羊》學的“統緒”，認為《春秋》三傳中，唯《公羊傳》才得了孔子真傳；漢代董仲舒對《公羊》學的貢獻是“講明而達其用”，東漢何休則有“繼絕辟謬之功”；強調《公羊》學說必須以“張三世，通三統之義經貫之”，否則就會“此通而彼礙，左支而右絀”。這樣的觀點和方法，雖然是依托儒家經典，試圖“複三代之治”，挽救這即將傾危的封建古廈，但預示了一種新的、先進的意識，啟迪和激勵龔自珍和魏源對“三世說”的徹底改鑄。龔自珍將“據亂”、“升平”、“太平”三世改為“治世”、“衰世”、“亂世”的新三世說；魏源不僅批評孔廣森別創“三科九旨”，還將《公羊》學說的變易觀點，揉合到對中國曆史進程的考察之中，提出了“氣運之說”來概括曆史形勢的大變局。龔自珍與魏源對“三世”說的改鑄，帶有更為直接的“通經致用”思想，對社會政治改良提出新的價值取向。這為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改良派所遵循，成為他們理論建設中具有方法論意義的思想傳統。從王闓運、皮錫瑞、廖平到康有為、譚嗣同直至梁啟超，他們托“公羊改製之義”以倡維新變法，其思想源頭可以直接追溯到龔自珍和魏源。因此，自近代始，儒家經學的研究重點轉向今文經學，主要就是《春秋》公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