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可這每一樣都可以歸結為一個“錢”字。５cｃｃ．neｔ做一國之君和一家之主一個道理，沒有錢什麼事都辦不成。
在兆華看來，眼下最棘手的問題就是籌出一筆錢來啟動改革，並順利剿滅粵匪鞏固皇權。所以，大朝之上兆華以嘉獎曾國藩來促進精神文明建設，以查禁鴉片和整頓河工為突破口促進財富的合理使用。但是清王朝的經濟到1851年時已經嚴重衰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800年時下降了四分之一，不僅大幅落後於工業革命後的西方，同時也被日本拋在了後麵。（乾隆末年也就是1792年前後的清王朝，雖然依靠傳統的精耕細作使人均國民收入保持在較高的水準——和英國差不多，高於法國——但王朝統治後期固有的貧富不均問題已經十分嚴重，加上國內外貿易二元化和滯後的貨幣政策，即便沒有鴉片輸入，中國的經濟也將陷入長周期的停滯狀態）。
所以兆華深知，如果不用強力手段幹預經濟，那麼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很難進入周期性的好轉，將繼續衰退下去。而衰退的根本原因首先是人口快速增長帶來的消耗增加使得剩餘財富化為烏有，從而使經濟發展停滯；其次是白銀大量外流導致通貨緊縮從而使農民收入和國內貿易受到嚴重影響。
其中第一個問題也就是人口問題從近代以來已經困擾了中國200多年（歐洲國家通過殖民地開拓，降低了人口密度，人力的稀缺又反過來促進了蒸汽機的發明和推廣），第二個問題也就是鴉片問題，這也不是短時間能根除的。
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19世紀中期的大清朝這本經更是不好念。可兆華既然回到了清朝，當了這個家就隻能咬著牙幹下去。我 看 書 齋
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多，因為大清朝已經病入骨髓，必須動一場包括心髒和大腦在內的大手術。教育、金融、行政，幾乎每改革一項製度都要花錢，更別說擴軍備戰、興辦實業了。而老百姓們已經窮困至極——即便是在江南的富庶地方也有近三分之一的家庭常年吃不飽飯——兆華又怎能忍心再加捐設厘用變相的消費稅盤剝老百姓呢？
可是不加稅又如何度過當前的難關呢。此時的兆華已經非常能體會到曆史上鹹豐皇帝的心情，一個19歲的少年，麵對這麼一個爛攤子，在用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卻仍然毫無起色的情況下，最後隻能選擇放棄生命以兌現自己的諾言。（注一）
兆華比鹹豐皇帝多了100多年的見識，更重要的是他為了國家的富強，為了讓老百性過上好日子，可以拋棄宗室利益甚至皇位，而這是曆史上任何一個皇帝都無法做到的。
正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靠著這種先天優勢，兆華可以用旁觀者的眼光來進行改革，也就自然而然的能區分事情的輕重緩急，把握問題的利弊取舍。
但改革所用錢該怎麼籌措呢？用常規的辦法或者依靠節省肯定是不行的，清朝自乾隆年間一直到19世紀中期，每年的財政收入均在四千四百萬萬兩上下。這其中田賦占了大頭約兩千七百萬左右，鹽稅有五百多萬兩，五個通商口岸外加恰克圖的關稅收入約四百多萬兩，剩下的是一些雜項和非經常性收入，比如賣官、賣花翎、強迫商人認捐等。
如果不開辟新的稅源，四千多萬兩已經是國家財政收入極限，因為且不說賣官、強迫商人認捐必須要禁止，即便是每年五百萬兩的鹽稅，兆華都覺得應該砍掉。我 看 書 齋
增收行不通，節支總可以吧。節支確實有潛力，但潛力亦十分有限。四千萬的收入其中兩千萬要支付八旗和綠營軍餉，稱為“餉乾”；六百萬要給公務員們發工資和養廉銀，稱為“公廉”。剩下的一千萬要支付陵寢、祭祀、儀憲、俸食、科場、驛站、廩膳、賞恤、修繕、河工、采辦、辦漕、織造等雜七雜八各種名目的花費。其中大頭有驛站二百多萬兩，辦漕三百多萬兩，河工平常年份約四百萬兩，如遇大災或有大工程則要花費七八百乃至上千萬兩。以上餉乾、公廉、河工、驛站、辦漕五項屬於大項支出，占了常年財政支出的絕大部分。
說到這裏，兆華覺得後世那些穿越小說很好笑，動不動就把各種費用砍去而且一省就是幾百萬兩，其實除了上麵說的餉乾、公廉、河工、驛站、辦漕五項主要支出外，剩下的這些每項支出多不過二三十萬兩，即使都砍去也就能省不到三百萬兩銀子。更何況剩下的名目中，能立竿見影省點錢的隻有陵寢一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