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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豐元年六月初五日，早朝散後。
“曾愛卿，這幾天你考慮得如何。這次外放你到湖南老家，朕報以莫大的希望，希望你能在湖南開創出一片新天地，一來可以為其他省份做出示範，二來也好防堵粵匪北竄，保一方平安。現在，把你這幾天能想到的,都和朕說一說，不用顧忌什麼。”
有了前兩次的鋪墊，曾國藩不僅知道皇上要重用自己，而且也察覺到當今的少年天子看問題之敏銳絕非常人可比。所以說話也就比較放得開，凡是自己想到的都敢於說出來。“回皇上話，臣自出仕以來未嚐到地方任職，於地方事務不甚熟稔。隻能先以平生所見所聞、所思所學紙上談兵一番。不當之處肯請皇上嚴加批評。
“嗬嗬，那就先聽聽你的紙上談兵。”兆華微笑著說道。
“臣竊以為地方行政之大患在於吏治不清，吏治不清的最大弊病在於中飽私囊。中飽上竊國帑，下禍百姓，曆朝曆代亡國莫不由此始。眼下欲使吏治清明，唯有舉賢任能和化繁為簡雙管齊下方可治本；欲使中飽杜絕，則須授縉紳（注一）以事權，使縉紳承上啟下方能使官員不被蒙蔽。”
“嗯，說的在理，繼續說下去。”兆華道。
“臣謂舉賢任能要害不在官而在吏，國朝開國以來全國官員皆從士子中挑選，可謂萬裏挑一。５cｃｃ．neｔ凡能苦讀聖賢之書，考取功名者斷無不明事理之人，即便有一二品德敗壞之小人夾雜其中亦容易察覺，不足為患。本朝承前明之製，各地方州縣胥吏多為世襲之缺，父子相承安能杜絕不學無術、道德敗壞、不明事理者？惡吏一多便演化成一種風氣，他們盤踞一處，對上欺瞞、挾持官長，對下欺壓、搜刮百姓。所以，臣以為吏治所難者盡在於清查出惡吏，而改用心地淳良之人。臣此番出撫湖南打算革除胥吏世襲相承的製度，代之以地方縉紳推薦並由官員批準任命，以此做為舉賢任能的措施。”
曆史上清承明製，縣衙、府衙等地方政府裏麵大不分辦事人員，包括衙役、書吏等等都是世襲產生，父傳子、叔傳侄，如果沒有近親就以幾百兩或上千兩銀子把吏缺賣給別人。
應該說胥吏世襲相承絕對是吏治問題的根源之一，但卻不是最主要的，不過曾國藩作為京官能看到這一步，尤其是能提出“以縉紳推薦”已經十足難能可貴。而且曾國藩“考取功名者斷無不明事理之人”的說法，兆華更是不敢苟同。不過兆華現在不想打斷他的思路，於是說道：“說得極好，繼續說‘化繁為簡’是怎麼回事。”
“國朝開國至今已曆二百餘年，此間世易時移律例不斷變化。律不足則以例補，例不足以案增。如今《大清律例》已異常繁冗不堪，官員因不了解律例往往被惡吏所左右……”曾國藩道。5Cｃｃ.ＮEＴ
“愛卿所說的意思朕明白，上月徐鬆龕麵奏之時也說過這件事。朕打算近期詔令刑部改革律例，使去繁就簡，以便於官員們不為胥吏所左右。繼續說下去。”
“是。中飽之所以橫行實為惡吏欺上瞞下所造成，胥吏大多非士子出身，見利忘義也在情理之中，所以臣以為授縉紳以事權，使之在民間形成對吏員的製約。由此也使得下情能夠上達，上情能夠下傳，使官長不再受吏員所蒙蔽。”
曾國藩的這一段見解確實不差。清初為了鎮壓反清複明朝勢力，滿清政權曾多次下狠手打擊江南縉紳。雍正年間為施行攤丁入畝，再次剝奪了地方縉紳的特權，這一改革雖然有好的一麵，但副作用也相當明顯：不僅使中國人口暴增，最終陷入馬爾薩斯陷阱（注二），而且也導致民間在和官府博弈的過程中徹底陷入被動，胥吏階層由此開始做大，成為清中期以後社會的一大毒瘤。（可能會有人疑問，曾國藩提出授縉紳以事權固然可以有效的製約胥吏階層，但縉紳也不全都是好鳥啊！教科書中所謂土豪劣紳難道不是縉紳中的人渣嗎？這裏九哲是這樣理解的，在中國價值信仰尚未崩塌的清朝時期，品德惡劣的縉紳畢竟是少數。至於地主惡霸橫行鄉裏大多說的是“五四”運動以後的事情了，這一方麵是由於沒有強力的中央政權，另一方麵確實是和倫理價值的崩塌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