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克臧在係統商城了解了一下，就算兌換出超級雜交水稻的種子，也不可能達到後世的產量。
後世的恐怖產量是靠現代的化肥和各種各樣先進的農業科技堆砌起來的，而他鄭克臧什麼也沒有。
現代化肥基於石油工業，咱們華夏造出化肥都得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他鄭克臧何德何能，造不起啊。
就算輝煌點數夠用，換出化肥生產線，那還得整個發電廠呢。
但糧食的問題必須解決，這是明鄭麵臨最大的問題。
軍隊需要糧食，老百姓需要糧食，他得想辦法搞定呀。
正所謂：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紅薯。
等等，紅薯。
鄭克臧心生一計。
番薯在明萬曆時期就傳入華夏了，而且傳入的過程非常傳奇。
番薯這玩意原產地是美洲，隨著西方殖民者的帶貨，全球或多或少都有番薯的身影。
多年在呂宋做生意的福建長樂人陳振龍和他的兒子子陳經綸，見當地種植一種叫“甘薯”的作物，生熟皆可食，產量又高，而且不挑土地。
於是他倆決心把甘薯引進大明，以緩解家鄉山多田少、糧食不足的現狀。
然而，當時的西班牙殖民者視甘薯為奇貨，“禁不令出境”。
陳振龍經過精心謀劃，“取薯藤絞入汲水繩中”，並在繩麵塗抹汙泥，於1593年初夏，巧妙躲過西班牙人關卡的檢查，“始得渡海”。
但是呢，番薯這玩意作為主食味道不如米和麥，初期沒得到大明人的重視，老百姓種植的欲望不高。
到清朝時，大清的皇帝們看重紅薯的高產量，才得以大規模推廣。
根據《清稗類鈔·植物類》記載：“康熙時，聖祖命於中州等地，給種教藝，俾佐粒食，自此廣布蕃滋，直隸、江蘇、山東等省亦皆種之。”
當時南方不少省份，番薯種植已經比較普遍，並成為貧苦人家口糧的重要組成部分。
雍正三年（1725年），福建巡撫黃國財奏折中說：“查泉州府屬之惠安、同安、金門沿海處所，去冬番薯歉收，今春又值米貴，近海窮民不無艱苦。”。
此外，雍正六年（1728年）兩廣總督孔毓珣奏：“查潮州民間原多種番薯，以代米糧，現俱大收，每觔賣錢一文，黃岡、碣石一帶每十斤賣錢七文，約計一人一日之食，費錢不過一二文。”
可見，到雍正年間，番薯已經成為下層百姓日常食物，尤其是在發生水旱災荒的年份，更是成為救饑度荒的救命之物。
當時很多有遠見的地方官員也逐漸意識到番薯的重要性，如乾隆十二年的安徽巡撫潘思榘就要求全省種植番薯。
如此種種，連皇帝本人也逐漸意識到番薯是個好東西。
乾隆五十年，乾隆皇帝下詔以朝廷的力量推廣番薯。
在上諭中，乾隆皇帝對山東按察使陸燿進行了表彰，說他總結番薯種植經驗的《甘薯錄》通俗易懂，命令“多為刊刻”，“頒行各府州縣，分發傳鈔，使皆知種薯之利，多為栽種”。
同時要求，中原地方官員大力推廣番薯。
另外，其他未曾遭災的省份，也要把《甘薯錄》“多為刊布傳鈔，使民間共知其利，廣為栽種，接濟民食，亦屬備荒之一法，將此傳諭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