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幹所言，確屬事實。”為高強解說的，乃是其麾下最為了解外族之人，原遼國光祿勳、如今的大宋樞密院燕雲房承旨趙良嗣：“相公，中原之民，常謂外族茹毛飲血，穹廬為家，逐水草而居，兄終而弟繼其妻，與禽獸無異。若人之對禽獸者，則凡事無不可用其極，可欺瞞之，可殺戮之，可劫掠之，可****之，至乎屠族滅種，亦在所不惜，且以此為赫赫之功也。殊不知，風俗雖各，人情卻一，彼此皆天生之民，何以出此？是以，數千年以來，中原或強或弱，強則分隔塞上各部，弱則退保南方水土，終不能得而治塞外諸族，皆由於此，蓋塞上各族所仰慕之首領，絕非中原之君父也。”
高強托著腮幫子，在那裏聽的出神。來自現代的他，從小就有一個中華民族的概念，總以為自己對於民族觀念算得上新潮和開明了，不料在接觸到這個時代人最真實的意誌之後，他才了解到，自己當初錯的有多麼厲害：他心目中所謂的民族平等，根本就是漢族主導下的民族平等，而在這個時代，漢族的影響力遠遠沒有他想象的那麼強大，若是想要建立起以漢族為主導的多民族共存國家，雖然不是不可能，但決計不是一兩代人的努力就能完成的。
漢人的國家，其根本理論是由家而國，以家法治國，其發端是來自於數千年前耕耘在黃河兩岸的無數大小氏族，其領袖則是一個理想的父親形象，故而在中原曆代的文章奏議之中，你可以無數次地看到臣僚將皇帝稱為君父，而皇帝則將臣僚百姓稱為赤子，都是這種理論的體現。但在塞外，這種社會的組織則全然不同，嚴酷的生存環境，逼使部落的領袖必須是一個個人能力強大，能夠保護其臣民的人，而且一旦形成之後，則隨即便會將其神化，采用類似於中原天命所歸的理念，把其血脈相連的祖宗十八代都和普通的部民區分開來，以此鞏固其統治地位。
若是用這種觀念來解讀外族演變的曆史，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這片中原視為蠻荒之地的遼闊土地上，其實與中原相類似地，從遠古以來就經曆了無數次的朝代更替，匈奴，鮮卑，突厥，契丹，每當草原上有一個民族崛起稱霸，必然就伴隨著一個家族的統治地位，而一旦這個家族失去統治權力，則該民族便隨之衰敗，概莫能外。以中原人的觀點來看，則夷狄不通禮義，不守忠信，全然尚力為尊，殊不知這種看法隻是及於表象而已，在塞外各族看來，其實他們從始至終都是一家，各族的興替隻不過是類似於中原的改朝換代而已。一旦天命有所更變，則追隨新的天命所歸者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在中原，這種行為就叫做順天應人。
當然，由於中原和塞外曆來的頻繁交往，彼此文化浸染的過程，這種規律有時候表現的不是那麼明顯，然而其內在的運行軌跡卻從未改變，簡單來說，那長城外的土地根本就是一個與中原同等古老的文明國家，試問對於這樣一個國家，中原人要如何去統治它？這也正是漢唐之時，漢人武功強盛如斯，卻終究不能使胡人懾服歸化的原因所在。
怔了半晌，高強歎了口氣，方道：“怪不得，蕭幹隻須得我一言，便可放心地與我結盟爭奪塞外帝位，原來他所忌者，惟有我一人而已。在我之後，無論中原是強是弱，這塞外終究還是他們胡人的。”他隨即又想起一個問題，向趙良嗣問道：“然則若是我有意反悔，他豈非一無所得？”
趙良嗣搖頭道：“相公如此說話，仍舊未通塞外諸族之本性。胡人尚力為尊，固然不錯，然而能為首領得天命之人，自須善撫其民，言而有信，處事均平方可。相公若是先與蕭幹有約而後又反其言，則塞外胡人無人再會服膺於你，充其量是權且畏服，這胡人之中，終究還是得胡人為尊。如唐時太宗號令萬邦，非徒以兵威，蓋唐出於胡人，能知其心，待破突厥之後，分諸部各置其地，因其風俗而治之，處事均平，能得眾心，才獲得胡人上天可汗之號。然而後世子孫治於中原，胡漢終究不能混一，遂使塞外各族漸漸離心，其治胡漢如一之策，反而徒使胡人得以躍馬中原，成開門揖盜之勢，及至國朝奠基，長城內外非複漢人所有，皆唐季之遺禍也！”
“漢唐雄風，好一個漢唐雄風啊！”高強仰天大笑，原來就是這麼一個漢唐雄風，無非就是一個黑社會頭子打贏了幾場群架，大家擺酒慶祝互相吹捧而已，其實從來就沒有人真正對他衷心欽服過。及至後世子孫連群架都打不贏了，就來緬懷前輩打架的威風，進而幻想起前輩靠打架就能打的人人心服口服的美妙場景，全然忘記了從小老爸教育自己的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打架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