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懷大陸，誌留台灣露骨卡好，何必蓋棺
我家住台北市敦化南路大廈中，二十年來我有幸碰到好鄰居——牙醫張善惠、林麗蘋夫婦，牙醫開醫院，太太做"院長"。"院長"的老爸當年手握上海市情治大權，殺真假**無算，剛來台灣時，人心惶惶，她老爸每逢吃飯時就恐嚇："有得吃就吃，等**來了，我們全家跳淡水河！"雖然是五十年前往事，"院長"說她仍心有餘悸，覺得每頓飯都吃得痛苦不堪。五十年前同一時間，我家也從上海來台灣，爸爸雖非"院長"老爸那種國特級，不怕"會被共匪剝皮"，但既一起逃難到孤島之上，同歸於盡，自有可能。一個叫宗榮祿的小國特，他寫回憶錄說他來台灣前，約他山西老鄉宋偉霖教授一起來，宋教授責備他說："國民黨已壽終正寢，你還想親視含殮。"我看到這段話，心裏為之一震，我李敖本來明明是同歸於盡的，但陰錯陽差，居然又看別人"壽終正寢"了，並且有"親視含殮"的機緣了，這種"你死我活"的結局，想來也真是奇遇。何況，在使蔣家偽政府"壽終正寢"上，我又不無促死與鞭屍之功，這種奇遇，就更杠上開花了。
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我回信給汪榮祖，曾一吐我對這奇遇的心境：
……我就是看不過去，就是要在這島上，給知識分子留下浩然之氣的榜樣。我的手法是霹靂式的，因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論首從。雖然以劈"當路"的"豺狼"為主，但是兼問"狐狸"，有時也有必要，我滿喜歡一幅漫畫，畫的是打獵家在家中牆上，以所獵動物頭標本為裝飾，但在牆腳下的老鼠洞旁，卻有另一裝飾，蓋老鼠頭標本也！此公對敵人一視同仁、葑菲不棄、巨細不遺、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今之台灣知識分子不成才，賣身上床、粉墨登場而不以為恥，此真顧亭林所謂之"亡天下"也！顧亭林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是政權的失落，"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國民黨"亡國"是他家的事，但是率二流、三流、不入流的知識分子以"亡天下"，我卻要站出來打，打它個明白。
這種浩然之氣，就是我幾十年來的一貫人格與。它的形成、它的正果，有著漫長的心路曆程與身路曆程，而我願以回憶錄和快意恩仇錄來做一清算，顯有施教和典範之意存焉。
我但白寫出我並沒有很好的天資和背景，也非天縱之聖，而是自己困學硬造出來的豪傑人物，甚至近乎聖人。一九八二年，我回信給黃妮娜，有這樣的告白：
……你知道我婚喪喜慶概不參加……你和新郎的喜事，我不能參加，你們倆當不會見怪……
你結婚後，自然離開台灣，遠托異國。你為理想坐過牢、受過難，如今離開這個令人痛苦的島，去過一種新生活，似乎該為你慶幸。按說人不該老是做戰士，總該新陳代謝，總得有個退休，有個變化。所以你此後遠走高飛，不能說你不對。人要為同胞活，也得為自己活，不然豈不是聖人了？要人做聖人，總是強人所難的。你年紀輕輕的，就被國民黨關那麼久，如今苦海餘生，別做打算，也是合情合理的。
至於我，顯然老是做戰士，無新陳代謝之可言，沒有退休、沒有變化，似乎該以聖人論了。套句明朝哲人的話：我做聖人，我做不到；但是聖人做我，也不過如此吧？我想，即使孔夫子在台灣，在國民黨這樣統治之下，做的也不會比我更多吧？……
這種類比，就是我自許的根源。王安石讚美被人惡罵的馮道，說他有"聖人行"（聖人的行為），我自許自己就是做有"聖人行"的豪傑。自己窮困時候，一頓頓餓飯幫助老師，此"聖人行"也；自己富有時候，一把把鈔票支援難友，此"聖人行"也；自己坐牢時候，一篇篇文章搶救奇冤異慘的死魂靈，此"聖人行"也，"聖人做我，也不過如此吧？"至於仗義聲援弱小、疏財領先抗暴、出山以救蒼生、入獄以謝知己、散盡收藏以助慰安婦……此"聖人行"也，"聖人做我，也不過如此吧？"但我為何引起爭議？為何不乖乖像聖人一樣，淨得嘉名？追究起來，有原因在，就是我太但白了、太尖銳了、太凶悍了、太生不逢時了，所以雖"聖人行"不止，卻"惡人名"不已，所以我的嘉名，沒得到應得到的程度與濃度。這種不相稱，不是從我開始的，早從古代的聖人墨子，就遭遇到了。墨子是熱心救世的人，班固說"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說墨子住的地方，煙囪還沒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來，動人得多。孟子一方麵明知"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一方麵卻血口噴人，罵墨子"是禽獸也"。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偽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為君子、以學稼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生活起居，都要乘輿代步、從者眾多的大排場，這樣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來，是應該臉紅的。孟子不但不臉紅，竟還罵墨子是禽獸，這又算什麼呢？比起儒家的聖人來，墨子們卻沒得到應得的嘉名，這當然不公道，不過，有一點公道的是被罵禽獸，罵他的還是聖人級的人物，但李敖呢？在文章中和電視call一in中被罵禽獸，罵他的卻是小人級的狗腿了，但我有比墨子優勢一點的是，我因為太但白了、太尖銳了、太凶悍了，我可以報複回去，不在乎形象，墨子卻做不到。所以，同為"聖人行"的，李敖活得雖難度最高，卻活得最痛快，痛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公然自大。我曾告訴陳彥增說："大概隻有像你這樣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對我這種關門自大的態度，不以為異，也毫不見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習慣我這種大模大樣了。其實我的自大，從不表現在臉上，隻是表現在身上，我從無滿臉驕氣，卻總有一身做骨……隻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嗎？"我認為，自大如果變為一種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貴的。李鴻章、戴高樂（DeGaulle），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們在受別人氣的國勢裏，居然能以氣勢淩人、以自大獲得別人的懾服與尊敬，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鴻章、戴高樂他們這種大模大樣的外鑠，都因為在內心中，他們真的都有舍我其誰的氣魄，所以"誠於中，形於外"，就有那種架式出來，並不是演戲，而是真的舍我其誰的。三十年前，《紐約時報》的兩名記者包德甫和沙蕩夾住我，跟我合照一相，一邊照相我一邊說："糟糕，我被美帝包圍了。"——他們知道我這個中國人自大，而願一左一右側立拍照，可是，我仍舊嘴不饒人，真情以玩笑出之，我深愧不如李鴻章和戴高樂也。
當然，你自大，你自我肯定的部分，別人並不一定買賬，鄧維幀要辦《政治家》時，跟我談過很久，我就告訴他我應該是第一期的封麵人物。他問："為什麼？你又不是政治家。"
我說："就因為我不是政治家，所以才應該找我。政治家是應由思想家來領導的，你說對不對？要不然水準就會降低，會變成政客。羅素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時，不是也莫名其妙嗎？他覺得他應該得和平獎才對。"羅素為什麼會有自我肯定與別人肯定的落差呢？原因無他，你的偉大，別人不知道百分之百，隻能知道百分之幾而已。明朝未年，姑蘇才子湯卿謀說人生不可不具三副眼淚：第一副眼淚哭國家大局之不可為；第二副眼淚哭文章不遇知己；第三副眼淚哭才子不遇佳人。後逢甲申之變，傷心而死，活了二十四歲。這位短命才子以文章不遇知己而哭，其實這種情形不以小牌作家為然，即使大牌作家如袁枚等，雖名滿天下，但讀者所測其淺深，也極有限，文章遇得的知己也隻是部分而已。我李敖以文章名，但讀者所知，也隻是部分而已、甚至是一小部分而已。不過有一趣事，聊可推翻明朝才子，一九九二年一月三日上午，我在榮民醫院排隊領藥時，有兩個阿婆插隊，我斥責之。事後有一漂亮摩登女士回過頭來說："李敖先生你的《北京法源寺》寫得好極了！"我一時認不出她來。後來她拿出名片，才知道她是鄭淑敏。我說："十多年前遠流老板介紹過。你愈來愈年輕，認不出你來了。"我的《北京法源寺》是我"不遇知己"的"文章"，但得"佳人"品評如上，自是佳話。可惜一些"佳人"，她們正如古話說的"卿本佳入，奈何從賊"，她們跟錯了男人、認錯了體製、入錯了政黨，"從賊"以去，未免可惜。
有收藏家刻收藏印，印文是"但願得者如吾輩，雖非我有亦可喜"，對藝術品和女人，我的心胸亦複如此，隻是得者多為牛糞，故鮮花插上，殊殺風景耳。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在路上認識了台大心理係的"淵如"，很有味道的女孩子，我認識她二十分鍾就約她到我家，她跟我來了，後來還定了下次約會時間。不久，我收到她的信，她說還是不再來了，說她寧願過平凡的日子。又在電話中說她還是跟定她相識已久的政戰學校的男朋友了，我對她太"高"了。掛了電話以後，我的感覺是一片惋惜－鮮花又插在牛糞上了。"但願得者如吾輩，雖非我有亦可喜"，可是，誰又能如吾輩呢？
為什麼我的人生不像明朝才子那樣悲慘呢？因為我用玩世的喜感"化"掉了一切，所以遇到不如意事，我不但沒有三副眼淚，連一副也沒有，有的隻是哈哈一笑。不如意事以外，我發為評論，評論中也考究玩世的喜感。例如一九**年有所謂無殼蝸牛臥上街頭，以無住屋為抗議的活動，孟絕子打電話來，聊天中談到如何才能有效逼國民黨偽政府麵對房屋政策，談的結果，發現隻有采集體大便模式，才能奏效。無殼蝸牛們應以一萬人為集合人數，先到中正紀念堂大使，如官方再形玩忽，則二十四小時後，再去慈湖大便……（略——
編者狗屎編者－文嶺）於是，無殼蝸牛們無屋可住，逐水草而居；國民黨有屋住不得，逐水肥而居，餘味無窮之下，民進黨進無隙拉大便，退無緣撿水肥，其逐臭空間，也隨問政空間一體減少矣。
政治問題，大便解決，其斯之謂歟？惟一的流弊是，有朝一日，國民黨政府房屋政策落實過度，蓋好以後，以為是國民住宅，其實全是一間問公廁。蝸牛又叫苦矣！——這就是我玩世的喜感。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李寧代《政治家》訪問我，說：
"你的確是個很好的宣傳家。是你的性格如此嗎？還是另有原因？"我答道："當然一部分是我的性格，另一個原因是我的戲，""我出道的時代跟胡適不一樣。胡適那時代的知識人很受尊重，而胡適出來時就是大學教授，當然容易造成一個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斷有訴訟、不斷有花邊新聞，不可能有好的形象。可是這有助於我的發言權，當輿論這樣封鎖我時，它還是無法完全拒絕我，還是要登我一個百分比，因為它忍不住不登嘛！"我舉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獄為例："這次我出來，《聯合報》登了我的消息，《中國時報》不登，聽說餘紀忠開會時很生氣，因為漏掉新聞他們也吃不消。《聯合報》一開始雖然登了，可是後來我寫了一封信到《聯合報》，他們就不登我的，登別人的。不過，沒關係，他們總要給我一個百分比。"就靠這一點百分比，我迂回性的、點綴性的突破了這個島對我的封鎖。訣竅無他，我是真人演假戲而已——假戲不是虛偽，而是有技巧的"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在這島上，別人是靠成群結隊狼狽為好造勢，我卻靠獨來獨往單槍匹馬造勢，比別人難多了，所以要會作戲。我的戲目有很多種。第一種是要有"狂氣"，狂氣就是有話直說，不必謙虛。在許多方麵，我的表現一點也不謙虛，不過，這就是我。當我覺得我是第一的時候，為什麼我要說我是第二？我要打破這種虛偽。更有甚者，我表現我是第一的時候，是幹脆以自吹自擂的姿態，大言慚人的。我的敵人胡秋原罵我"詐瘋魔"，這次他說對了。英國文學家蕭伯納說："人家捧我，我很不安，因為捧得不夠。"蕭翁畢生自吹自擂，狂氣不脫，良有以也。狂氣以外，另一種是"流（流氓）氣"。周作人說寫文章要有點流氓氣，其實做人也當如此。有流氓氣就是敢做敢當、不恤人言、不怕聲名狼藉，為了真理，不怕人說閑話。孟子說匡章是天下大賢，但是舉國都說匡章不孝，因為他跟他老子爭是非。可是孟子為他跨刀，孟子說大孝子才敢這樣做啊！可是匡章的不孝卻一直洗刷不清，隻有靠孟子來保銻。有時候，壞名譽會跟著你走一輩子，你沒辦法，也隻得由它跟著走。這時候，有點流氓氣就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至少不會像匡章那樣痛苦。流氓氣的最大特色是對閑話的反應異乎尋常："是老子幹的，又怎樣？"這樣一來，手足無措的，就換成說閑話的本人。一如閑話說一少奶奶偷人，偷了姓王的，如果少奶奶的反應是："老娘偷了好幾個姓王的，你說的是哪一個？"這樣一來，手足光措的，就換成說閑話的本人。
在我表現狂氣的時候，看起來有大頭症、有自大狂，其實我內心深處，可自我謙虛得很。我常以出糗的故事，來澆自己多麼有名的涼水；也用兩個故事，挖苦我沒有那麼有名或有名有過了頭。一次在高雄，向市警察局索賠，它的副局長迎麵而來，親熱地握住我的手，讚美說："李先生，我久仰你，我早就拜讀過你寫的《高山滾鼓集》！"一次在台北，路過大安分局，它的一名警察拉住我，也讚美說："李先生，我久仰你，我早就看過你寫的《野鴿子的黃昏》！"我想，對我說來，固飛來劣書，空降頭上，弄得啼笑皆非；但對劣書作者（柏楊和王尚義）說來，也將生而切齒、死不瞑目吧？有了"狂氣"和"流氣"，再加上我的"義氣"和"勇氣"，自然就形成了完整的李敖綜合體。這種綜合體總歸戶在玩世的喜感上麵，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李敖了，我玩世的法子很多，我常用的一個，就是盯住一個人，在他身上，胡思亂想一陣。這一胡思亂想，這個人完全不知道，但他已被我千裏外取其首級或攝其魂魄或其他了。這種隱秘的趣味，不是"意淫"，意淫是對美女用的，可是這種胡思亂想，卻是專門用來對付男人的，其中尤以醜男宿敵為多。一九**年七月十九日，我寫過一篇《我要吻周聯華》，稍舉數例，以泄天機：
一、我盯住了周聯華-周聯華是教棍。我討厭教棍。我討厭周聯華。不過周聯華比台中思恩堂那教棍沈保羅要好-拉王輪的卻廁身學術界，學術界苦矣！蘇南成嗎？不是。蘇南成不要臉台灣第一，可是論醜卻台灣第二。台灣第一醜不是別人，乃是許水德。許水德醜得可真上相，尤其他那天庭之內，凸凹不平，好像沙皮狗加豬頭肉，醜死人了！國民黨竟把這種醜類不徙入南海而引進政壇，其罪狀也，與破壞生態環境相等。不過，許水德之醜，倒還慈祥，不像鄭周敏、黃任中那樣醜得有殺氣，這可算是惟一令人稍得喘息之處。
四、我盯住了連戰——這個島上誰最討厭？柏楊嗎？你一讀他的文章，你會轉移這種感覺到他文章上麵，所以不是柏楊。吳豐山嗎？這小子的確看起來令人渾身不自在，當選國大代表以後尤其如此，他仿佛以為自己是大官，老端個臭架子、擺張臭臉，從來沒學會怎麼笑。為《自立晚報》誹謗李敖事，他親來我家道歉。他坐在沙發上，我愈看愈不安，我寧願放棄索賠，如果他能換一張臉的話。不過，論最討厭的，還輪不到他。是康寧祥嗎？康寧祥討厭之處，不在他的矮、黑、醜，而在他那一對翻白呆滯的死魚眼睛。跟他打官司，他出庭後，理屈詞窮，老羞成怒，突然學眷村中沒教養的女人，伸手大抓我的帽子和眼鏡。但在大抓之時，一對死魚眼睛，卻依舊翻白呆滯，沒有變化、沒有激動，我好像被一個多氯聯、苯中毒的白癡（不，黑癡）抓過來一般，令我忍不住要笑。康寧祥雖然如此討厭，但比起邱創煥、丁懋時那種長相與表情來，卻相形遜色。邱創煥和丁懋時都不是兩麵人，因為七爺八爺式討厭的臉，足已獨當一麵。不過，此中之尤者，還是連戰。連戰的臉，討厭無比，再加上那副架在鼻梁上過高的眼鏡，更增加了討厭的道具。外傳連戰打老婆，其實他老婆真該打——連那樣討厭的人還同他挑燈夜戰，這樣沒水準的中國小姐，還不該狠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