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觀賞法隆寺傳世的《玉蟲廚子》時，我反射性地想起敦煌的魏窟(例如第254窟)。《玉蟲廚子》與畫在佛龕上的《舍身飼虎圖》屬於相同題材的畫。法隆寺的《玉蟲廚子》中的虎，要比敦煌壁畫上的更為出色。這是釋迦牟尼前世的摩訶薩青王子為太子時，以躍身投向餓虎的故事為主題的壁畫。敦煌壁畫中的虎似乎饑餓至極，被畫成像蜥蜴一樣細長的樣子。在中國那一地區有虎，而日本人應該連虎都沒見過才對，卻把虎畫得那麼像。
釋迦前世的故事“本生譚”，在當時一定不斷地被人們口傳，這在佛教界應該是共同的話題。如將這片廣闊的區域稱為亞洲，這就是東方與西方在精神上有共同點的證據之一。
以法隆寺的釋迦三尊為代表，飛鳥時代的各種佛像屬於北魏式，夢殿的救世觀音也是如此。從形式來看屬於北魏風格，這是因為北魏的統治者將敦煌的工匠帶到了大同，相同的宗教環境也擴展到這個地區，可以認為其中也包括法隆寺，然而令人感覺還不止這些。
倭國五王與南朝的交往早在一百年以前就有，這應該對聖德太子時代有某種程度的影響。特別是在九州，有很多東西沒有留下記錄。例如傳說中的“伏見之翁”這個神秘人物，好像一點也不會說日語且來曆不明。從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來自外國漂流民的身影。
法隆寺不可思議之一是擁有百濟觀音像。其他初期的各種佛像都屬於北魏式的，而這個百濟觀音像卻是南朝係統所製佛像，為何這座佛像保留在法隆寺呢？據說沒有任何記載。
法隆寺的文物從飛鳥時代起，涉及到白鳳、天平、平安、鐮倉以後的江戶時代。主要文物從正倉院文物的前一個時代，就相繼保存下來。在集中保存這點上，使人聯想到敦煌也是如此。
我第一次去敦煌是1975年。關於敦煌的文物，被稱為權威的是常書鴻先生，那期間他不在敦煌，我沒能見到他。但當我們返程路過蘭州時，常先生到省博物館來迎接我們。
我絕不會忘記那時他的第一句話：“法隆寺怎麼樣了？”
他這麼說道。好像凡是從事文物工作的人都掛念法隆寺。常先生的第一句話是對法隆寺的惦念，這使我深受感動。後來我們的話題涉及到章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的壁畫，以及法隆寺因火災(1949年)損失壁畫等有關問題。的確，如隻限於壁畫，法隆寺與初唐的樣式似乎有著某種密切的關係。
這類文物不論式樣如何，都可以向世界人們傳達一種“美”感。在大英博物館，我看到各國文物像賓客一樣受到保護時深受感動，並吟出“秘文名畫乃萬邦賓客”的詩句，作為我那時的隨筆集書名。
法隆寺已超越日本國界，變成世界的文物。我衷心祝願世界之寶法隆寺，能夠珍惜地傳給世界人民及子子孫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