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道問題年年撥款，年年出問題，問題不在於河道、河工本身，而在於吏治。吏治，又在於監督和監管。
往往學子們答題答到此處，便會將答題方向拐到官員本身的教育與治理上，但寧頌卻將人身上的問題一帶而過，取而代之提出了完善規章製度的建議。
偌大的帝國中，無時無刻都有決策在產生。而這些決策所依照的是什麽，憑據又是什麽？
縱觀整個決策流程，真正能夠落實在紙麵上的，唯有一個《大雍律》。
除此之外，官場上靠著一套長久以來流傳下來的隱形規則運作。
而顯性與隱形的兩種規則互相作為替代，隻因落實在紙麵上的、有章可循的東西太少，官員們所能夠行使的自由裁量權越多，對於官員的治理才愈發困難。
這是一套與傳統邏輯不同的思考方式。
殿試按照慣例本不需要明正帝親自監考，作為大雍的主人，明正帝出席這個場合時的象征意義遠遠大於實際意義。
但明正帝仍然留下來了。
一是剛剛登基，雜事很多處處都要他決策，他煩不勝煩，借此逃避；
二嘛，就是作為新帝，雖然年紀不小，但心中仍然有宏圖之誌，對於眼前這批學子也抱有好奇。
名義上這些貢士們都是天子的學生。
他亦好奇麵對自己的提問，這些學子們會給出怎樣的答案。
於是，他非但沒有如先帝一樣走個過場，反倒是留了下來，與一幹執事官一起監考。
隻不過一邊監考，一邊看到的卷子卻不怎麽如人意。
紙上談兵者多，能高屋建瓴地說出有效建議的少。明正帝有些失望，但理性上講又覺得在情理之中。
這些舉子們過往的日子都在讀聖賢書，如今科考不易，為了從考試中脫穎而出，少不得要將所有精力都放在讀書上。
要說對於政務的理解，恐怕還等他們真正地當官了之後。
隻是，縱然理性知道如此，但明正帝仍然止不住失望——從某種程度上講，他理解了先帝不親自來殿試的原因。
或許這裏麵有他需要的人才，但這些人才需要時間與環境的孕育。
想到這裏，明正帝已經打算離開，隻是目光移到了寧頌身上時，他又忍不住勾起了好奇，忍不住湊上前去看寧頌的卷子。
寧頌覺得自己與這位帝王之間接觸不多，稱不上熟悉，可實際上，自從儲玉被認回來之後，他一直或主動或被動地接收著關於寧頌的消息。
從莫種程度上講，明正帝對於寧頌的關注並不比儲玉少。
也正是因為這種定位，在得知寧頌婉拒了爵位時，他才想出了將爵位封賞到寧仁身上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