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用
古人製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為人主之私藏也。《食貨誌》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纇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纇百萬。”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圜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複日月征收，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征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以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有潢汙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為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為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熟與足？”古人其知之矣。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義讎斂，鹿台之錢、钜橋之粟聚於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係《易》，曰：“渙，王居無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為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為戶部侍郎兼禦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祐中，蘇轍為戶部侍郎，則言：“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以為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餘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末造，而非祖宗之製也。王士性《廣誌繹》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餘以戊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即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餘丁亥北上，滕師少鬆為餘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為方伯，止四十萬；今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餘己醜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雲浙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仆寺。餘乙未貳卿太仆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間東倭西囗，所用於二帑者逾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曆時事如此。至天啟中，用操江範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啟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钜，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複，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敉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範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誠，足為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餉之難措哉。範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尚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財止有此數，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仆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禦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範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楊國瑞亟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懷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委法徇私，必須殫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為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內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為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雲：“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其歸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於加派；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訖於亡。由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於範濟世，成於魏忠賢，而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由來矣。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為一身，中外之為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