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未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為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又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波，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劄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複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而借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曆、元右之間為優矣。嗟乎，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餘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並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雲：“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褐石門則雲：“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挈誠。夫為寄瑕，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考之《國語》，自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善，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勾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複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並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即以為亡國之法，亦未之深考乎？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至其未造，朝政渾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範曄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所以傾而未頹、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躍馳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好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複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梯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為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修整，可為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邑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為人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