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複講保天下，四股；複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複講謂之恭，四股；複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複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為時文者，豈必裂規偭矩矣乎？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為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製，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曆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日“《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至試文則不能再下，仍提起頂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卷，則首行日“《四書》”，頂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後來學政苟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卻“《四書》”、“《五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下二格。聖經反下，自作反高，於理為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以下二格為題。萬曆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日《周鄭交質》，下二格，其行未書“左丘明”。題曰《伯夷列傳》，下二格，其行未書“司馬遷”。變曆代相傳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麵貌，使古人見之，當為絕倒。
程文
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別胃之墨卷。《神宗實錄》：“萬曆十四年正月，禮部議：‘試錄程文宜照鄉試例刪，原卷不宜盡掩初意。’從之。”十五年八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取定開國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餘篇，刊布學宮，以為準則。”時劄部尚書為沈鯉，兼官翰林學士。
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未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複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為之，故日趨而下。晁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異之才出矣。
判
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為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情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榜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敕：“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為官。劉瑩等既不攻文，隻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稿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尚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為通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為笑談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