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廙說那這樣，可封邪馬台女王為王，餘者皆侯。然而是勳還是反對，說：“邪馬台雄於築紫（九州島），儼然有並吞諸邦之心，若使王之，乃更跋扈，非中國之福也。若侯俱侯，不可有異。”
劉廙說偏遠海島上一個小蠻邦，就算把整個倭地都統一了，又能有多大力量，怎麼就“非中國之福”了？“令公所言，廙不敢苟同也。”
是勳時為中書令，這個職位肇設於西漢武帝朝，原本以士大夫掌內廷事務，稱尚書令，以宦官掌內廷事務，則稱為中書令。漢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權勢竟在丞相之上。對於尚書令、中書令這種職務，因其權重，向來朝臣多尊稱為“令君”——比方說著名的荀令君荀彧。可是當初荀彧雖然等同於漢相，就算在曹操集團中也位列第二，終究尚書令論品秩並不怎麼高；如今的是勳可不同，那是名正言順的首相啊，且又受封郡公，所以大家夥兒幹脆就生造出一個新詞兒來，尊稱他為“令公”。
其實在原本的曆史上，自魏文帝起，即以士人擔任中書令，執掌機要，權勢日重，逮南北朝時，竟成為朝臣中最清華貴重者，比方說謝安即在東晉為中書令。再如高允在北魏為中書令，文成帝拓拔濬竟不名之，而尊稱為“令公”——也就是說二百多年以後才出現的這種稱呼。唐代最有名的“令公”當然是郭子儀郭令公啦——不過這個時候多以尚書、中書兩省次官同平章事為宰相，令則多授藩鎮，其實不預政事。
到了晚唐以後，中書令越封越濫，簡直成了武將專有的加銜，所以在民間傳說中，就連楊業都被稱為“楊老令公”了——其實他官止雲州觀察使、判代州而已，距離中書令還有十萬八千裏遠。
故此在是勳的印象裏，一提“令公”，多為武夫也，如今這稱呼加在了自己身上，怎麼聽著怎麼別扭啊……可是又不好禁絕，隻能忍著……
當下劉廙說是令公你未免太小題大做、危言聳聽了吧？是勳心說日本將來可能對中國造成的危害，我這會兒說出來，肯定沒人信——“今二十三國來朝，異服之使，並列階前，何其榮耀，可彰中華之盛也。若異日止二三國來朝，知者曉其兼並，不知者以為中國將衰，是以外邦貢使寡也，奈何？”
劉廙一皺眉頭，說你這話雖然挺沒溜的，但我喜歡……好吧，那就如你所言吧。於是詔拜二十三國倭王……倭地酋長皆為侯爵，各賜名號、金印。邪馬台女王卑彌呼因此也做不成“親魏倭王”，他的使者光得了一顆“親魏侯”的印信回去。
倭使貢獻方物甚多，但價值卻不高，也就毛皮、倭錦、男女生口（奴隸）之類罷了，曹髦將貢物班賜群臣，奴隸則發皇家工坊勞作。崔琰幫他列了長長的一份賞賜品單出來，包括黃金、美玉、銅錢、鐵刀、蜀錦、珍珠、鉛丹，等等，足足四十多款，論價值不下貢品的百倍。可是度部尚書司馬朗當場就給否了，說關東還在打仗呢，蜀地也沒有徹底平定，我沒這份兒計劃外開銷。公庫動不得，那就動私庫吧，然而又遭到門下監劉放的諫阻：“前陛下踐極，賜群臣金帛，以國用未足，取諸內帑，今若重賜，乃將罄盡矣。”
曹髦一皺眉頭，說我真就那麼窮嗎？是勳奏道：“所謂積土成山，積水為淵，今若重賜，後再有貢者，必從此例，是貧中國而富四夷也……”中國傳統的朝貢製度，最終就釀成了這種惡果，導致到了明朝，要明確規定藩屬的進貢次數——你要是年年過來，那我非破產不可呀。
“且蕞爾小邦，得金玉無所用，得絹帛不能織，唯炫其華彩而已。是中國之賞厚，而彼邦之德薄也。”
他說我跟秦朗仔細打問過了，倭地沒有好鐵，部隊基本上還在使用銅兵，而且他們就連銅的冶煉技術也很落後，不能製鏡——“胡不賜以鏡、劍，既不勞中國，而又能得遠人愛也。”日本列島這時候，大概處於彌生時代晚期或者古墳時代早期，後世考古發掘出最常見的禮儀用品，就是從中國輸入的鐵劍和銅鏡，甚至其中貴重者，還成為了日後大和王朝政權的象征——所謂“劍、鏡、璽”（璽指本土勾玉）是也。
那麼既然倭人喜歡這些玩意兒，咱就送他們這些玩意兒吧，比送黃金、白玉要惠而不費多啦。
曹髦準奏，即賜各倭使銅鏡、鐵製刀劍，以及價值千金的鉛丹和銅錢——就這論時價都已經是貢品的將近十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