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進攻鄄城，曹植等揮師來救，旋被團團圍困於城中。曹子建困坐愁城，整日飲酒大醉，然後戟指痛罵：“子桓殺我！”最終為其門客、廩丘人王觀所殺，並縛曹楷，開城以納王師。
至於南線，於禁、夏侯尚先後摧破蔣欽、陳武、朱據等，並王昶所率安豐藩兵，合圍曹衝於曆陽。其實仗打得不甚漂亮，夏侯尚甚至一度遭到蔣欽的突襲，差點兒連小命都搭進去了。好在反亂各部兵力都極薄弱，多不過數千人而已，又為諸葛亮設謀，使分割包圍，遂被逐一剿滅——蔣欽、陳武奮戰而死，朱據被俘，押赴洛陽斬首。
曹衝見事不協，一度想要突出曆陽城，從牛渚渡江逃往丹揚，然而魯子敬受命還師，先使丁奉率快舟二十條直下蕪湖，正好攔住了曹衝。曹衝渡江不利，被迫退返曆陽，眼瞧著被剿滅隻是時間問題罷了。
再說曹植既死，鄄城克複，曹植二子——曹苗、曹誌——尚在衝齡，即為王觀所縛，與曹楷一起送到樂進軍中。樂進早就得著了曹洪的關照，說：“彼皆天家骨血，死生唯天子可斷，慎勿折辱，使先帝於地下亦不得安寢也。”所以樂文謙好生接待——反正就三個孩子嘛，隻要徹底隔離，也不怕他們鬧出什麼事兒來——也不戴枷，也不上桎，直接推上安車，就派人押送去了洛陽。
曹髦以問群臣，該當如何處置？群臣皆以為謀逆大罪，本當車裂，且夷三族，因為天家骨血，乃可降一等裁斷：曹楷就應大辟，曹苗、曹誌應當瘐死——橫死獄中，其實是賜其自盡——二王妻妾等，並當入官為奴。
曹髦頷首，便待下旨，突然間是勳在班列中長歎一聲，淒然道：“哀哉，人之為人，難矣哉！”曹髦不禁皺眉，就問：“令公何所思而歎耶？”是勳起身拱手，沉著應答：“臣因思人生在世，抉擇實多，未識當從聖人之教耶，當從律法所限耶？故此而歎。”
曹髦說這還用想嗎？“聖人傳天道於君，君乃製國法於時，法若不合聖人之言，乃當權也。若法刻細，不通情理，則與秦政何異？”
是勳說那就是嘍——“三族之誅，周禮所無，肇始於秦，為商鞅設連坐之法，一人觸律，家族親戚不告者，同罪。是以苗、誌之罪，在未能發其親過，並出告也。然且不論彼尚年幼，未識善惡，即成年矣，子雲：‘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若即刑之，是違聖人之言，且示天下，孝乃當死，不孝或可全身也，不亦謬歟？”
《論語》中有記載，葉公曾經對孔子說：“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我的家鄉有個人很正直，他老爹偷了羊，他出麵指證了老爹。然而孔子卻回答說：“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我家鄉的所謂正直，與你們不同，要父親幫助兒子遮掩過錯，兒子幫助父親遮掩過錯，這才叫做正直哪。
所以是勳說了，如今曹苗、曹誌之罪，是因為沒有告發老爹曹植，所以按照夷三族之罪，他們也都逃不了。可是先不說這倆孩子年紀都小，壓根兒不懂得好賴，就算他們已經成年了，若從聖人之言，就該為父親隱瞞罪過啊。那麼人生在世，究竟應該聽從聖人的教誨呢？還是應該遵從法律的約束？當法律和孝道產生衝突的時候，應當何去何從？
其實是勳挺不讚成孔子那番話的，中國古代幾千年來一直缺乏法製傳統、法律精神，都是由儒家這種“情大於法”的思想泛濫所造成的。當然不能否認，孔子有其時代局限性，他那會兒一心恢複周代貴族社會，用禮來約束貴族，用法來製約“小人”，當然不願意法製滲透入社會各階層，進而判斷所有案件。法家就當這種話是放屁，可是冷冰冰的秦法完全不考慮案件實情，隻知道機械執行，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同樣令人齒冷。
漢因秦法，隻是刪其繁瑣罷了，基本上還是秦朝那一套。其後儒家上台，把更多的人情帶入了司法過程，但並沒有據此徹底修訂法律法規，所以董仲舒才有“春秋斷獄”——以儒家禮教為指導思想，在具體案例上乃可以推翻機械的法律條文。
是勳的靈魂來自後世，法律觀念比這年月絕大多數儒生都要鮮明，本不願以情壞法——即便那是惡法，也應當先嚐試修改，而不是直接加以破壞——但他更受不了一人犯罪、親戚連坐那一套。活生生的人命就擺在麵前，幾個孩子有多大罪過，竟要受連累而死？
正因如此，他才捏著鼻子白扯一段自己都不怎麼相信的話，刻意要為曹苗等人脫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