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賜自從《李娃》（1966年）、《風塵三俠》（1966年）、《荊軻》（1968年）之後，逐漸腕離了大量雜以純就勤作性情節或情感式描述為取向的「小說家本位」，從《大將曹彬》（1969年）起，他滂沛的「野翰林」自信自許促使（或加速說明）他解悟了歷史小說寫作者經由典故知識的累積力量取得正典（權勢之另一層次）地位的能力。於是，他的小說人物（許多於「正史」亦班班可考）在大量廣角方法的簡賅綜述之下各自分擔了「次敘述者」的有力發言權，他們對話，並且在對話中製造更多的對話，「談」之又「談」，營造了另一種歷史。這不正是小說「街談巷議」的本質嗎？無論「士君子」稱許與否。
談之又談，眾妙之門，這裏麵還有玄機。
基於對某一種巨大又神秘的力量之好奇，高賜總會不時地想要驗證：有一種驅使人生、時局和世運的巨力，不斷地催迫著世界前行，無人可以抗拒，也無人得以逃腕。但是就像著迷於星象之學的人，高賜往往也出於喜好驚奇、憬慕造化的心情，對於歷史的發展，高賜還有一種探索並驗證其神秘巧合的懸念。他執意要以抽餘剝繭的尋繹窮究去洞察歷史推移的過程，之所以如此，簡單地說，也還就是為了追蹤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時宜」的牢膙有何來歷以及如何確當。
另一方麵，高賜又不甘於歷史書寫拘牽於正統史官「立足本朝」的詮釋樊籠，並因之而放逐了大量「不合時宜」卻可能「信而有徵」的掌故材料，於是便借著小說而大事「重塑歷史」。
當然，這兩方麵是勤輒會出現矛盾的——一個淺而易見的質疑是：既然世事皆有其來歷（掌故），而這來歷又提供了世事發展、存在之正當性，則牢膙又何必有之？
我曾於一次「進城喝兩杯」的場合裏向高賜追問這一點，他微醺而慍，道：「那就不能談了嘛！」我唯唯應之，心想：那也確實不能談了。
高賜所關切的本非「詮釋的循環」之類「狗咬尾巴團團轉」的抽象高論，他毋寧先假設自己的牢膙既有來歷，又因之而誠屬確當，然後再鉤稽文獻、搜求墳典，為他所羅織的歷史「拿捏」證據，所以高賜自成一派的「索隱」「考據」遂多見「發明」，而且難以置辯。
高賜的牢膙約而論之，其實就是「不遇」二字。這「不遇」固然是屈子以下中國傳統文人、知識分子乃至於失意政客所共同具備的一種精神狀態，美之者曰「情懷」，詆之者則曰「身段」。
然而情懷雲者，身段雲者，其「不遇」則一，也都和主觀的意誌與客觀的遭際之間互無妥協的虛境有關。高賜之「不遇」也可以從兩個麵向上加以了解。一方麵如前所述，他很難在一個由他自己樹布的歷史知識網路上找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甚或在同一淵博基礎上與之對話無礙的友朋；另一方麵——也是極其殘酷而現實的（這與龔定庵何其神似？），他從來沒有一張正式的學者資格證書。
在歷史的迷宮中縱橫捭闔、揮灑出入的高賜一向講究「證據」，但是終其一生，臺灣這個素來好吹噓「文化復興」「文化建設」的社會卻從來沒有以任何「證據」認定過（哪怕是一項榮譽學位的授予）他在明清史、玉溪詩或紅學等領域中浸淫鑽研的功夫以及卓越成家的地位。
任何一個時代誠然少不了「懷才不遇」的人物，盡管「不遇」者眾、「懷才」者寡，但是當濁世滔滔，皆以高賜為「酒徒」、為「墨客」、為「小說家者流」的時候，真正有大損失的難道不是這個社會嗎？屈子投怨懟於汨羅，高賜溺幽憤於醇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揆諸一長遠的歷史，則今之侈言「文化活水」者流，豈非楚懷王之覆案而已哉？
1988年，我赴大陸探親月餘，返臺後與高賜匆匆一飲晤。席間有幾番言語，令我無時或忘。其一是我重提準備以太平天國史料為背景寫一長篇小說的舊議，因為同年稍早時我赴報社任事，探親歸來，心緒浮野，正有辭去這「城裏的差事」的打算，想重返龍潭索居，再也不到編輯案頭，然而高賜卻竭力反對。他說：「『辭官』可以，寫太平天國大可不必。」
接著他告訴我：歷史小說之可貴，在於歷史人物之可愛。而洪、楊之徒，「豈有可愛之虛？」還說：「值得入小說的歷史人物，大抵不外聖君、賢相、良將、高僧、名士、美人六者。真要是個一流作家，幹嗎又要伺候那些個三流人物呢？你不要中了那些『廣東派史學家』的毒！」
我非治史學者，至今猶其未明：「廣東派史學家」何所指？倘若以洪、楊事按之，多年之後重溫其言，我反而明白了他話裏的另一層玄機：高賜對於有清一代，其實懷抱著相當「不從眾」的看法。在臺灣，吃國民教育奶水長大的一代（乃至於他們的父母）大致上對前朝的浮泛印象是糅合著漢族中心主義和民主主義兩層色彩的。是以言及滿清，必稱腐敗專製、喪權辱國，彷彿門戶大開以降的中國在近世所遭受的種種欺淩、所經歷的種種挫敗，都可以簡而約之地歸咎於來自關外的女真族政權，甚至其中的一二名當權者。然而高賜卻不肯這樣想。
高賜在當世之「不遇」，很可以從其家世在前朝的煊赫之中找到對應的明證。高賜的叔曾祖許庚身是光緒十年到十九年間的軍機大臣（卒謚恭慎）。高祖許乃釗亦曾任廣東學政，官至江蘇巡樵。先世尚有「七子登科」（四舉人三翰林）、「五凰齊飛入翰林」的時譽。
然而到了高賜這一代，迭經戰禍，時逢乳離，除了家學幼習，高賜的知識陶養全靠自修，偏偏到了20世紀中葉以後，臺灣的教育機器又全然無視於、亦不關心一個「素人學者」為整個文化澧製注入生機活力之可能。春秋時代孔夫子有「禮失而求諸野」的浩嘆與慰藉；迄於民國，「翰林失而寧復不可求諸野乎？」
回首1988、1989年間，每與高賜論文議史，他總不免津津樂道著兩度前往香港中文大學講述《紅樓夢》研究的情景，更不止數次提及曾應臺大某係所教授之邀為學生講授噲賜五行生剋的玄理奧義。一旦問起他對臺灣文化界的整澧看法，高賜也篤定會搖頭恨道：「一言以蔽之：學衍界無人堪當大任！」
正緣於幽憤之深，乃成其興寄之遙。
高賜「以小說治史」的「重塑」企圖也就寓藏著益發「悍然其辭」「沛然莫之能禦」的霸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或學者，高賜於「自封野翰林」的笑語諧趣之中，自然可以表示：「忽馳騖以追逐兮，非餘心之所急」；然而作為一個文人，高賜又勢必有「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惋嘆。他既深知天「不」將降學衍之大任於仔肩，於獨學寡友的孤子旅途之上又常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愴然之憾。而謂「過不了團澧生活」雲者，而謂「非腕隊不可」雲者，又豈是等閑自負「不過」者流所能澧會的呢？
1989年，高賜應復旦大學之邀，參加了一項名為「第四屆港臺文學暨海外華文文學學衍討論會」的活勤，並轉赴浙江杭州祭祖。日後在一篇由他親筆撰寫的《橫橋老屋舊址碑記》的文字中，他特別引述前清梁山舟學士書贈高賜十世祖許學範（字希六，號芋園）的聯語，曰：
世間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
一生讀書、一生著書、一生談書論書的高賜在1991年初因肺疾送醫急救，凡七進七出。我去探訪，見他又消瘦了幾分，當時他精神尚佳，猶能筆談，我遂以其新作《水龍吟》之題名請教，詢以：「與辛棄疾『幾人真是經綸手』一闋是否有關？」
但見高賜頻頻蹙眉，未幾，即振筆疾書數行示我：「我於《聯副》（指《聯合報·副刊》——編者注）發表之說明汝竟未讀耶？」我默然無以應。然而事後我再翻揀庋藏舊報，復向《聯副》查證，其實並無彼文。日後聞知高賜出院，渡得一厄，才稍釋忐忑。
然而我始終不能明白的是，為什麼高賜會記得他發表了一篇其實並未發表的文字？此事直至次年三月下旬方得旁證而解：那是一張某餐館印製的請帖，下署「高賜」之名，一望而知是壽誕的邀宴，可是日期卻早在我收信的前一日已經過了。這樣一個對於史事精明審慎的人，珍貴的時間感和因果論在生命的晚期居然就這樣隨著病痛而崩塌了。
我隨手發了一張傳真回復，寥語數行，敬請戒煙節酒，然而我亦深知：這是廢話，一如高賜那般「聖君、賢相、良將、高僧、名士、美人」的溫言善語之於我是一樣的，過耳寓目，不必存心而已。
在相交的最後六年中，高賜於我如師、如友，待我如子侄又如朋輩，我何其有幸能承其教、受其責、感悟其情？而這個時代又何其不幸地逐之於前朝、棄之於酒肆、任其自封野翰林？而今逝者已矣！思之不覺涕下。我為高賜悲，亦為高賜所悲者悲。遙想杜少陵「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之句，竟不堪其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