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公安局有數以百計默默無聞的刑事、技術、偵查專家，據稱其中一部分都在負責解決近年來懸而未決的眾多掛牌命案。【/文字首發他們努力地工作，恪盡職守地花了或多或少的數月、數年時間研究案發當時留下的文字、照片或影像資料，中心任務是：如何盡快地找到銷聲匿跡在茫茫人海中的真凶，旨在找到將它們送上手術台、或者至少能阻止它們再次發病的辦法，清除那些使社會肌體隱隱作痛或吱吱作響的毒瘤。
與這些人相比，劉海洋無疑是“幸運”的，作為刑事主管，他隻研究剛剛發生的這起程貴陽案。但他同樣需要追溯塵封在此案背後的一些曆史成因。
他現在追蹤的就是盡一切可能核實並鎖定槍支來源這條線。
確認或排除。
大門外柳雅致關上手機下車，走進刑警支隊大樓。
她不是有意拒絕或回避跟老總繼續交流探討。老總一走，她知道她又是**病犯了，說服不了自己就跑到衛生間去蹲著。然後再回來想方設法讓自己屈服。她突然看見牆上的壁鍾指針已經到了自己跟支隊長的約定時間，她決定不等了，退出爭吵，見了支隊長之後回頭再說。
他們相約幾分鍾之後見麵，地點是在樓下的一間值班刑警居住的集體公寓的一間小辦公室裏。這是劉海洋的意見。幾十名媒體記者，整整在公安局內外守了一天，就在截稿時間到來前的最後一刻，許多人還無法將他們的想法落在紙上。“他們一直坐到天黑，快下班才撤走，幹你們這行，趕寫一篇稿子看來真不易。”見麵後劉海洋說。
他理解，同情這些新聞人，談話中的觀點對柳雅致來說是前所未有的。他聲稱自己也很頭疼，一方麵要全力以赴應付案子本身，包括指導工作，要程貴陽的一切信息和口供，追查槍源和其他同夥，追蹤趙小鬼兒等等，一方麵，還要麵對領導，包括市委及更高層領導的隨時電話詢問。
尋找可以使這一切平衡的“指導方針”是根本沒有希望的；所有為被害人、案件本身、社會輿論、進展情況付出的努力都是徒勞的。為什麼這樣說呢？數以千計的人為的“破大案”，可是程貴陽到位，卻一時一刻無法“拿下”，怎麼能麵對數以百計的各級領導詢問下的龐大問題呢？
隻有唯一強大的人性杠杆可以考慮所有那些複雜的問題，即：程貴陽願意說話，說真話，決定告訴他們謎底。但到目前為止，所有一切交待都會給他和同夥帶來麻煩，所以他頑固得很。程貴陽和他的朋友對這個問題早已有了非常重要的認識，至少對他們來講是非同尋常的，這些人將如何麵對呢？
更關鍵的是，他還要天天麵對糾纏他的各方麵記者。他告訴柳雅致，審訊犯罪嫌疑人的過程就像製造一台複雜的永動機。他們可以整夜探討它的各種細節，數據，關於那些飛輪、齒輪和滑輪。但是，一向信心十足的張鐵山認為，製造永動機是不可能的事。麵對程貴陽，那是徒勞的探索！是沒有結果的！
隻有動刑。
請示幾次報上來，劉海洋感到遺憾，進退維穀。
他相信，程貴陽不是什麼鐵嘴鋼牙，重刑之下，他或多或少會有所交待。無論經驗還是事實，對此他都堅信不移。但那樣一來，首當其衝的不是他本人，而是公安局長！
剛剛有刑警在不久前被送上法庭，所為之事正是目前他所受的困境，個別同誌不冷靜觸犯了法律，被犯罪嫌疑人家屬控告。柳雅致似懂非懂地聽著，離開時，手中的材料袋交還給支隊長。支隊長笑笑，拿在手裏打量一番，看樣子他忘記了想跟她談談，聽聽她感覺和想法的話，因為他沒有再提這個話題。當然，也許還有更重要的事等著他，她不好問。
可能沒有一個警察主觀上喜歡刑訊逼供。可麵前這個剌蝟，他們該怎麼辦呢？支隊長當然不是向記者討教，而是一種憤怒，一種自語，一種發泄。對於柳雅致的唯一一個詢問，也是她此來的第二個目的和最後努力，劉海洋回答得非常堅決：“不行！”“別說現在案子並未全破，即使全破了，我也不能同意你們把《犯罪日記》的內容全部捅到社會上去。”
基本跟柳雅致的想法大同小異。
路上，坐在車裏柳雅致非常沮喪，覺得無法回去麵對自己的老總。
※劉海洋一分鍾都沒有在那裏停留，回辦公室鎖好材料，下樓。程貴陽不開口，不是還有個金善女嗎？總會有些收獲。隻要工夫深，鐵拈磨成針嘛！
經驗豐富的支隊長認定那241萬元有問題。親自去看守所提審了這個女人。人被提到審訊程貴陽的那個房間，似乎有當麵對質的意思，他說：“金善女，你‘對象’幹了些什麼你不可能一點都不知情，市委書記家的事你知道吧，是你現在說還是等我們調查清楚說，由你決定。查清這樣一個問題是難不住我們的，希望你能跟公安機關很好地配合，說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