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共和國國會山,如很多國家一樣,人們喜歡把國會開會的地方叫做國會山。南洋國會屬於一院製的國會,相對於普通兩院製議會,權力較大。南洋政治製度比較偏向於西方,屬於帶有自己風格的半總統製,選舉仍然是南洋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不同東亞很多其他西式民主國,南洋國會總體來說要溫和穩重的多,當然出現這個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國會36個議席中,執政黨南洋社民黨占據了36個議席,有絕對多數的優勢,使得反對派很難達成任何的政治目標,基本上是南洋社民黨決定,就可以通過。
一定程度上來說,南洋國會社民黨的議席占比,比中國全國人大cpc的議席占比還要高一些。
193年南洋進行了第一次的國會中期選舉,替換一半的議員,這次改選反而讓社民黨又增添了四個議席。反對黨聯盟在最後的選戰中沒有達成一致,而社民黨具有cp性質的嚴密組織和宣傳能力,使得在本國人民中認同度較高,再加上執政兩年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高度穩定,為社民黨爭取了大量民心。
南洋共和國的政治出現一麵倒局麵,並不是執政的社民黨有意壓製其他黨派,而是屬於人民的自主選擇。在選區劃分、政黨開放上,其實選舉是比較公平的,不會像原本的新加坡一樣,靠著諸多小手段保持執政黨的地位。人們不選擇反對黨,就是單純不信任他們而已。
反對黨為了改變這一不利局麵也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在輿論上大談國會議席需要增加,以開擴言論,增加不同聲音,甚至有些人還不知所謂地違反憲法種族平等原則,提出要增加少數族裔的發言權,在劃分選區和權重時,使得少數族裔更占優勢。
這些基本上都比較難以實現,要想達成這些,就必須修改憲法,而修憲則需要國會三分之二的多數同意,以及地方議會四分之三多數同意,以當前的政治生態反對派根本無法完成這樣的事情。
19年底就是南洋共和國的第二屆總統選舉,反對派各黨現在還沒有一個比較有號召力的候選人,八成跟第一屆選舉差不多,第一輪投票候選人不足百分之五的門檻直接被刷下,而現任總統王武國應該不出意外可連任。國會的改選反對派即便是能夠多拿幾個議席,但是恐怕絕對多數仍舊會掌握在社民黨手中。
反對派的策略不是勝選,而是盡量增大自己的影響力,這也是種無奈。不過此時反對派有了一個絕佳的機會表現自己,那就是與南洋共和國隔海相望的兩個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戰爭問題。
戰火並沒有直接威脅到南洋共和國的安全,但是也造成了一些南洋人的擔憂。反對派借此大談要發揮南洋共和國作為區域大國的影響力,並保護自己的國民,指責政府和社民黨的不作為,可能使得南洋人處於更大的危險之中。
這樣的說法自然引起了一些民族主義者和愛國者的讚同,反對派一時頗為飄然,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發動的政治攻勢在全國範圍內得到廣泛關注。一些反對派政客自以為摸準了民眾的脈,跳出來大放過激言論,要求政府派兵解決近在咫尺的危機,保護南洋的安全。
不過同時也有一些比較理性的聲音反思,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戰爭跟南洋沒有直接聯係,如果自以為是地一腳邁進去,且不提自己勞民傷財,可能造成士兵傷亡的情況,把仇恨引到自己的身上又是所謂何般呢。
其實這也是西式民主製度的一大弊端,好似多方製衡之後極端的政策並不會出現,有些民主鬥士也自豪稱,民主製度下產生的政策也許不是最好的,但絕對不是最差的。可現實是,一些國家的政客缺乏必要操守和堅持,屬於典型的牆頭草,誰的聲音強就附和什麼。這就造成了典型的民粹政治,原本應該領導和幫助人民的政治人物成了民粹思想和聲音的放大器,他們並沒有自己的政治準則,哪些能讓他們當選和獲得權力,哪些就是他們的準則。
這種情況在另一位麵沒有統一前的台灣地區表現最為明確,政府和政客缺乏責任感和擔當,很多事情隻要民間一出現發對聲音,馬上就改弦更張,結果事後發現最早的計劃是正確的。而很多台灣人發覺自己隻要發出過激的聲音,就能夠成為現實,就有了一種特別的自滿感,所以每每到敏感事務的時候,台灣民間產生的聲音在多方麵的條件調劑下,一定是最為偏頗和激烈,最終導致沒有脊梁骨的政府也隨風搖擺,大事做不成,地區競爭力逐漸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