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聽了這歌謠感到很不安，但是他仍然沒有殺丞相，而是不平地歎息：“堯和舜都放逐過自己的家人，周公殺了親兄弟管叔、蔡叔，怎麼天下人卻都稱讚他們賢明？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能不因為私情而損害國家的利益。這麼說來，天下人莫非以為我是因貪圖淮南王的封地而廢掉他的？”
於是，文帝把城陽王劉喜改封為淮南王，而把劉長的兒子劉安等四人全部封為列侯，同時給劉長上了個淮南“厲”王的諡號，這就等於變相恢複了他的王號。過了幾年，文帝終於把新淮南王劉喜又改封回城陽王，而把原淮南國的地盤騰出來封給劉長的三個兒子：劉安封為淮南王，劉勃封為衡山王，劉賜封為廬江王。後來，劉安等人在武帝時代都發生了謀反案，這是後話。
袁盎做的最令人發指的一件事，便是害死了晁錯。
晁錯，潁川（今河南禹州）人，少年時學習法家學說，學有所成後在太常署中的太史令手下當一名有幹部編製的工作人員——太常掌故。後來文帝要征召一些研究《尚書》的人才，太常就指派晁錯去向著名的儒家學者《尚書》專家伏生學習，學成歸來後，被文帝派去太子劉啟那裏當太子舍人、門大夫，後來又提拔為博士官（顧問）。
晁錯任博士期間，因為向文帝上書談了太子的教育問題，得到文帝讚賞，被任命為太子家令（太子家的大管家）。他能言善辯，有極強的分析問題的能力，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經濟學家，也是跟賈誼齊名的文章大家，因而被太子府的人譽為“智囊”，深受太子劉啟的信任和倚重，是劉啟最得力的親信。
他的許多思想和建議，對漢王朝都產生過很好的作用。比如，漢朝跟匈奴作戰的最大短板便是沒有一支過硬的騎兵部隊，而沒有騎兵部隊的最大原因是沒有足夠的好戰馬。針對這一情況，晁錯向文帝建議，推行“馬複令”，鼓勵民眾為國家養軍馬，一個民戶家，如果能養軍馬1匹，就免除其家3個人的徭役。文帝推行之後，大大調動了人民群眾養馬的積極性，後來景帝、武帝仍繼續推行。
漢王朝剛建立時，全國要想湊出6匹毛色相同的馬給皇帝拉車都湊不齊，而實行馬複令之後，到漢武帝即位時，民間養馬已遍及城市大街小巷，鄉村和田間道路上隨處可見來往的馬群。人們騎著馬、乘著馬車去赴聚會時，誰如果騎著母馬去，就會被人看不起，以至於不讓他參加聚會。因而武帝得以建立了強大的騎兵部隊，狠狠打擊了匈奴。
晁錯提出的貴粟政策，由國家抬高糧食價格，通過價格杠杆調節農商之間的平衡發展，對漢代的農業發展和糧食生產產生了很積極的意義。
他提出的徙民實邊政策，既考慮到了為國家開墾邊疆、省去屯戍費的長遠利益，又充分顧及了移民的實際生活需求和物質利益，對穩定邊疆、平衡發展各地經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總之，晁錯是個很了不起的治國之才。景帝即位後，他當上了禦史大夫。當時諸侯國對中央政權的危脅已相當明顯，全國共54個郡，9 個同姓諸侯國竟占去了39個郡，它們的總封域占了全國疆域的一半以上，中央政府僅直轄15個郡，隻跟戰國後期的秦國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