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現，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大事件，此後的2000多年，可以說都是儒教時代了，什麼百家爭鳴，什麼百花齊放，全成了過眼雲煙。什麼新學術、新思想，全是人人得而誅之的異端邪說！
這一事件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巨大而又極其深遠，它至少給後人留下了三個沉重的大包袱。
一個大包袱是避諱。它是什麼時候開始的？至少有三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夏商時期就有了，證據是《山海經》裏的“夏後啟”寫成了“夏後開”。這種說法完全靠不住，首先，夏朝是否有文字，甚至是否有夏朝至今還無定論；其次，《山海經》成書年代不詳，沒有證據證明它是夏人所作；再次，《尚書》中對夏、商之君都是直書其名，並不避諱。所以，把“夏後啟”改為“夏後開”大概率是漢儒幹的好事，漢之前的儒，還沒有這麼大的權力，也沒有墮落到這種程度，為了舔本朝天子，不惜作踐老祖宗，喪心病狂地亂改古書中的人名地名。漢之後的儒，則沒必要這麼做，因為舔一個已經滅亡了的王朝的皇帝，自己得不到任何好處。
另一種說法是，始於西周，也就是說，它也是偉大的周人的發明，證據是《左傳》中說，“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漢代人所作《禮記》中也有類似說法。不過，西周時的避諱是高度克製的，也是顧臉麵的，僅限於在已故之君的廟裏祭祀他時才搞。例如，在文王廟裏祭祀周文王姬昌時，在祭文中以及參加祭祀人員的交談中就不能提到“昌”字；在武王廟祭祀周武王姬發時，就不提“發”字。但是出了廟門，就沒有忌非了，所以《詩經》中有“昌”也有“發”。
還有一種說法是，避諱始於春秋戰國時期。證據是，宋國國君宋武公名司空，為了避諱，宋國把司空的官名改為司城；晉國國君晉僖侯名司徒，晉國因此廢掉了司徒的官職；魯國國君魯獻公名具，魯武公名敖，魯人因而把具山、敖山的山名改掉了。但這也隻是特例，因為官職或山名和國君之名完全相同，不避的話容易發生歧義。
把避諱規矩嚴格化的是儒教的大聖人孔子，據《春秋公羊傳》說，孔子作《春秋》時提出了一個避諱原則：“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不過，此時孔子和儒家還沒有那麼大的權力推廣這套東西，所以《左傳》中照樣有“五世其昌”之類話，並不為周文王等人避諱。
到了秦代，作為天子的始皇帝討厭儒家，儒家為了生存，隻得拚命顯示其價值——我們有一個好辦法能讓您過得更舒服，更能突顯您的尊貴。什麼辦法？避諱！秦如皇的權力可是經過法家加持的，不是春秋戰國時的諸侯能比的，就連西周的周天子也遠遠不如他，當即推行，下令把正月改稱為“端月”。同時，他名義上的父親本名異人，後改名子楚，始皇帝也下令，稱“楚”為“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