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成親自將宋獻策送出門外，吩咐親兵去營中給宋獻策安排住處，站在台階上，看著宋獻策離去的背影，聽著遠處隱隱約約的唱戲聲，身子有些抑製不住打顫抖著。
綿長鶴把馬牽來，見吳成這副模樣，有些疑惑的撓了撓頭，問道：“成哥，那宋先生講了一堆‘禮’啊、‘義’啊什麼的，俺也沒聽懂，那些話很有用嘛？”
“何止有用？宋先生那番話已經不是普通的獻策了，是在構築我武鄉義軍的政權合法性！”吳成長長吐了口氣，笑著搖了搖頭：“我想起來他是誰了，‘十八子主神器’，這位宋先生確實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政權合法性簡而言之便是統治者的統治在多大程度上被視為合理和符合道義的，是古今中外曆代政權所麵臨的首要問題，如明太祖朱元璋的“宋運告終而有元入中國為天下主，今運亦終，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如努爾哈赤的“七大恨”，如李自成的“上帝鑒觀，實惟求瘼。下民歸往，隻切來蘇。命既靡常，情尤可見”，都是在構築自己政權的合法性。
此即為“正統”，亦為“天命”。
合法性越高，民眾對統治的服從度也就越深，政權就越穩定，合法性過低，便會直接威脅統治的根基。
曆史上的宋獻策投奔李自成之後，為李自成貢獻了不少讖語，最著名的便是那句“十八子主神器”，這些讖語實際上也是在幫助李自成構建闖軍政權的合法性。
李自成起自流寇，為了生存屠戮良善、劫掠百姓的事也不是沒幹過，又是堅定反明的反賊，他沒法像朱元璋那樣把自己的政權合法性承襲於宋元前朝，也無法像漢唐那般走安民護民的路子，更不可能如那些割據軍閥一般直接擺爛，將政權的合法性歸結於兵強馬壯之上。
所以宋獻策為他尋了另一條路，即“天人感應、天命所歸”，無論是“十八子主神器”，還是其他的讖語都是在強化李自成“天命真主”的概念，闖軍政權的合法性，便來自上天的天命。
而武鄉義軍卻不同，武鄉義軍從一開始就是衝著充當合法政府去的，是一支安民救民的軍隊、一個提供穩定秩序的政權，不像李自成那般背上流寇的負擔，所以在這個時空裏，宋獻策沒有將那些鬼神讖語弄出來，而是直接從孔孟之道下手，用儒家來為武鄉義軍的政權合法性奠基！
這對吳成來說是個天大的驚喜，後世偉人說“槍杆子裏出政權”，但一個政權要長治久安，不可能一直靠著“槍杆子”，必然是要有一係列成體係的理論作為地基來指導政權的行動、明確政權的奮鬥目標和維係方式，而這些理論往往就發源於政權的合法性上。
武鄉義軍不像大明，大明的政權合法性和理論體係承襲了華夏數千年發展下來的綱常倫理、禮教清規，體係完善、理論紮實龐雜，武鄉義軍的“倡義救民”、“一切為了百姓、一切依靠百姓”等理論，要麼隻是一件粗淺的口號，要麼是行為施政的措施，零零散散，並沒有構築起完善的理論體係，不成體係，武鄉義軍自然就稱不上一個完善的合法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