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日本內閣一紙電文抵達關東軍司令部，對於南下發動侵華戰爭的激進派而言，毫不亞於是當頭棒喝。
但對於國民正府而言，對於國軍掌權者而言，更是天大的利好消息！
自從滿清開始，華夏土地與利益便一直成為列強掠奪的對象，逼迫華夏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就足足有700多個！
從1841年起，經清正府、北洋正府、南京國民正府簽訂700多個不平等條約中。
僅在17世紀末之後，華夏就損失了領土麵積大603.46萬平方公裏！
而且還不算釣魚島、南華夏海及其附屬島嶼！
拿回屬於華夏自己的國土，拿回國土的控製權，對於華夏軍民不僅是一劑強心劑，更是有利於樹立起國民正府在民眾心中的威望與信心！
而現在。
盡管這一份功績來得莫名其妙。
但是。
他真的做到了！
日本窺視華夏東三省時，正是他為總司令的大北伐時期。
之所以叛變了革命，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因為他派出代表與日本秘密談判，尋求其專權於華夏而日帝國主義不幹涉的回報，從而後日本展開合作，並默認日本對華夏的侵略。
究其原因。
是因為他此前的對日觀，是發自內心的佩服和推崇。
也正是因為這種心態，讓他數次在政要場合講道。
“華日兩國無論在種族文化地理人情各方麵，皆甚親近，而且在曆史上華夏與英、美、俄、法等西洋各國之關係，皆不如與日本關係之長久而親密。”
除此之外。
他更是對日本明治維新後的進步速度和國民忠義孝友之德，禮儀勤儉之風，表示讚許和欽佩，並推崇日本的武士道，指出日本國魂即為大和魂，大和魂體現的精神，即是武士道。
武士道講究的忠君愛國、好俠尚義、輕生樂死，都有助於日本建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但同時，他也看出日本對華夏領土的覬覦之心，認為日本視滿洲為禁臠，華夏在無完全準備之前，不應該輕易嚐試解決滿洲問題，這也是在北伐建言書中所提到的重要觀念。
換而言之。
日本在華夏東北的狼子野心了如指掌，但他又不敢輕舉妄動，生怕挑起和日本的衝突。
哪怕是在他所領導的國軍北伐時，一再遭到日軍的挑釁，甚至是日軍對駐商埠區的國軍和平民百姓展開瘋狂殺戮，都是要求各師長約束部隊，無令不得外出，避免與日軍衝突。
“忍辱負重，不準抵抗。”
但這句話很快釀成了令後世震驚，造成死傷將近8000人的五三慘案。
盡管事後他表示出了無比的痛心疾首，將此事引為平生奇恥大辱，視為“國恥”、“軍恥”與“民恥”，必須要雪恥。
但隨著奉天的一聲槍響，日軍炮轟東北軍北大營，卻是再次下達了不抵抗，讓東北軍站著成仁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