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衒之在《洛陽伽藍記》序言中，追憶了元魏都洛時期佛教之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屐；庶士豪家，舍資財若遺跡"，幾乎是全民崇信佛教，於是就有了又多又美的佛寺，"昭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摹摩山中之影。金刹與靈台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紫而已哉"、"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而到534年元魏滅亡時，僅剩421所，作者於547年重返洛陽，隻見"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老，藝黍於雙闕今日寮廓，鍾聲罕聞"，昔盛今衰的對比何等強烈！由此引發了作者悲愴深沉的"麥秀之感，黍離之悲"，於是希望用追憶和文字來記錄下自己曾親曆的一切，即佛寺和元魏王朝的盛衰，把佛寺和王朝的命運始終緊緊連在一起來寫。因此，佛寺在作者的眼中、筆底下，就不單單是佛教建築景觀，也是文化意蘊豐富而深沉的人文景觀，正如範祥雍所言，《洛陽伽藍記》是"反映一個時期、一種宗教，同時又是反映一個京師、一個王朝的曆史文學"。
作為一種完整宗教，佛教在創立之初就有了教義、教團組織以及寺院等。佛教教團，包括比丘、比丘尼、優婆塞（男居士）、優婆夷（女居士）等四眾。有了佛教教團，就需要有佛寺。我們先來看看佛寺——"伽藍"一詞的涵義。
Samgharama：為梵語、巴利語。譯為僧伽羅摩、僧伽羅磨、僧伽藍，略譯為伽藍，意譯為眾園，或梵漢並譯為僧園、僧院，後漢譯為寺院、精舍等。《望月佛教大辭典》有"安置佛像，居住僧尼的屋宇稱為寺，又稱為寺剎、佛寺、僧寺，或稱為精舍、道場、伽藍、蘭若、梵剎、淨利等"。《大宋僧史略》卷上立"伽藍"條："經像來思，僧徒戾止。次原爰處，必宅淨方，是以法輪轉須依地也，故立寺宇焉僧伽藍者，譯為眾園，謂眾人所居，在乎園圃，生殖之所。佛弟子則生殖道芽聖果也。"《佛學大辭典》："伽藍，僧伽藍摩（Samg-harama）之略，譯曰眾園，為僧眾所住之園庭，寺院之通稱也。又僧伽藍摩（Samg-hahama），又作僧伽羅磨，略曰僧伽藍、伽藍等。譯曰眾園，僧眾所住之園林也。"從中可以得知寺院的稱呼有：寺，伽藍，精舍，道場，窟，院，廟，蘭若等。伽藍、佛寺作為"眾園，僧眾所住之園庭，僧眾所住之園林"，這樣佛寺就與園林結下了不解之緣。
早期佛教，僧院為聚眾講經、誦戒、研究與教育僧侶之需，必須要有僧房、集會堂。後來為了供奉莊嚴神聖的佛舍利，以備佛教徒虔誠禮拜觀瞻，形成以佛塔（Stupa）為中心、周圍繞著僧房的佛教寺院建築群形態；公元一世紀，又有了供佛教徒禮拜、觀瞻、修行的佛像，這就有了佛殿或佛堂等。這樣後期完整的佛寺就要有"具有祭祀與禮拜對象的堂塔和僧房"，也就是完整佛寺要有佛堂或佛塔以及僧房。《法苑珠林·伽藍篇》："原夫伽藍者，寶塔蘊其光明，精舍圖其形象，遍滿三千之界，住持一萬之年。"再到後來，形成以"大雄寶殿"為中心的建築群落。
完備的佛寺，"有完整的佛塔、佛堂（殿）、僧房等建築，有嚴密的組織和製度，從事許多佛教活動，是研究佛教與中國文化社會之間各種交互影響最理想的個案"。
洛陽從東漢到北朝元魏時期，一直是中國佛教的中心。顏娟英在《後漢三國西晉時代佛教寺院之分布》中考證，洛陽是後漢、曹魏、西晉首都，居天下之中，為政治、文化、經濟、交通中心，西域人聚居之地，是以佛寺也最多：當時26座寺院中，洛陽就有12座，將近占一半；我國第一座佛寺——白馬寺，第一座尼寺——竹林寺都誕生於洛陽。中國佛寺首先在後漢初由核心地區的洛陽，擴展到彭城、下邳、許昌等鄰近地區，三國時擴展到建業，西晉時以洛陽為中心再發展到絲路必經之地的長安、天水、敦煌等地。明確可考的洛陽佛寺，東漢時有白馬寺、桓帝的浮屠祠、菩薩寺等；三國時有白馬寺，魏明帝有官佛圖精舍；西晉時有白馬寺、東牛寺、湣懷太子浮圖、滿水寺、大市寺、宮城西門法始立寺、竹林寺、盤鶨山寺。到元魏時，洛陽佛寺更是鼎盛，據《魏書·釋老誌》記，魏太和元年（477）有寺6478所，僧尼77258人。延昌中（512-515）有寺13727所，增加一倍多，僧尼亦應成倍增加。魏末（534），魏境"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