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說，這幾年，我倒是讀了一些有關慘案的文字，實在沒找出此說的出處。如同說“三一八”慘案是段氏下的殺人令一樣，說他因此案而極度內疚以至於因此信佛一說，同樣屬於無稽推測。老段篤信佛教，與“三一八”無關；“長跪不起”更是誰也沒見過的戲劇化場麵。借曆史故事來表達對現實的某種情緒，可以理解，但不可當真，更不可傳播，否則我們隻能又回到曾讓我們吃盡苦頭的“曆史研究為現實政治服務”的老路上了。
離開倉南胡同時，我難免淡淡地遺憾了一把：也真是，不管是在北京還是在上海，我竟一次也沒能走進這位軍閥時代的末路英雄的私宅與內心。
終於，在沒人看守的地方，我一步跨到了段祺瑞跟前。
不過，是在京西的萬安公墓。
話說當年，國府依段氏家屬意願，以專車送段祺瑞靈柩北歸。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12月7日，靈車駛離上海，9日晚抵達天津，即受到中央駐華北最高代表——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將軍和北平市市長秦德純將軍的代表以及津門故交的恭迎，並於翌日舉行了隆重的公祭。11日一早靈車離津，兩個半小時後抵達北平前門站，規模盛大的迎梓儀式登時開始，平、津、冀、察最高行政長官及市民三千多人到場，可以想見場麵之盛。
移靈時，段氏子女手捧先父遺囑齊刷刷跪在站台，二十一聲禮炮依次震動著古都，宋委員長以山東話誦讀的《祭文》讓許多人在獵獵風中為之動容。宋氏祭文稱頌逝者“有大功於國家者六”，除“三造共和”等五項外，其中一項竟與我家鄉青島有關：
歐戰既起，公獨高瞻遠矚，力排眾議，實行參戰。公理戰勝之後，我乃能出席巴黎之會，遂使青島全區、膠濟一路，收回主權，德奧俄三國取消租界，國際地位，由此增高，此公有大功於國家者五也。
之後，在中山公園舉行的盛大的公祭儀式上，宋委員長再致祭文，曆數段氏的國家功績：
嗚呼！先生命世之英，重光華夏，拯我 民。開陳大計，應天順人。整軍經武，陶鑄群倫。誓師馬廠，凶逆蕩平。參加歐戰，國體愈尊。複我祖地，還我膠青。通商裕課，力盡齊盟。凡茲大節，施乾轉坤。豐功偉烈，永垂汗青。……
伏維尚饗！
尚饗！芝泉老人！自詡對曆史有興趣的青島人，竟從未深究家園複歸祖國與段氏有多少關係。以往對段氏力主參加歐戰，並因之與大總統黎元洪鬧翻一事，每每陷於“府院之爭”的細節裏而一腦子漿糊，卻從未從國家與民族的高度厘清黨同伐異之浮雲，看明白此公參戰決定之偉大、光榮與正確，實在抱愧先賢！
我欲因之思路名，想起青島芝泉路的命名，頓時豁然開朗——芝泉老人在世時，盡管已遠離政壇，但其功德已有口皆碑。青島市政當局以其字命名一條新路，既是對老人施善義舉的適度褒獎，更是對斯人贏回青島的一種恒久感戴！
段氏努力使中國參戰，未發一槍一炮成了戰勝國，因而順利收回了青島，難道不值得紀念嗎？
歐陸參戰，俾國際地位之提高，眷懷前徽人已渺；
馬廠誓師，使共和肇基焉底定，言念後死責方殷。
這是擔任過段內閣時的代秘書長和內政部次長的薛篤弼先生的挽聯。他比宋哲元更簡約，把段氏的曆史功勳凝固在了“歐陸參戰”和“馬廠誓師”兩件事上，足可見民國時期的段氏的公眾形象確實與我們所知的那個委瑣反動的軍閥頭子模樣相去甚遠！
八十人抬棺的規模，成了中華民族“皇杠”的謝幕之巡行。之前，此杠房傾巢出動，抬過光緒，抬過慈禧太後，抬過袁世凱，也抬過孫中山，段祺瑞是最後一位享受這種哀榮的中國人。
三日公祭之後，段氏被停厝於西山臥佛寺旁新建的屋子裏（建房費是宋哲元將軍籌集的），以待日後隆重下葬。《北平晨報》已經發出消息《段前執政決明春國葬》。
然而，明春，北平情勢越來越令人窒息。未久，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極快地占領了北平，並征占了西山。段氏的棺木不能繼續安放於古刹旁邊了。段宏業無奈，隻得將亡父匆匆葬於白石橋附近的一位親屬的墳旁，待抗戰勝利後再正式禮葬。
這一埋，就是十幾年！
抗戰結束，百廢待興，但內戰硝煙彌天而起，國府節節敗退，哪有心思顧得上安置段祺瑞？一年，兩年，三年，開春時，西山成了中共中央的駐地，段氏遺骸不可能再回西山矣！直到1964年，經最高領袖同意，段宏業才在距西山腳下的北京萬安公墓裏安葬了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