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一個十分黑暗的時期。
“文革”中公開的文學在總體上是一種“遵命文學”。在政治上“突出階級鬥爭，突出路線鬥爭，突出同走資派鬥爭”；藝術上依據“三突出”的創作公式塑造“反潮流”的英雄，或人為製造偶像，或圖解政治，或歪曲曆史真實。如《朝霞》（叢刊）上刊登的《序曲》等中短篇，以及戲劇《戰船台》、《風華正茂》，電影《決裂》、《歡騰的小涼河》；長詩《西沙之戰》等。即使是較好一些的作品，也難免進行赤裸裸的說教，被政治風向左右，帶有極左色彩，如《牛田洋》、《金光大道》等。
吉林省五院校1983年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稱為“一個沒有詩歌、沒有、沒有散文、沒有文學批評”的黑暗蕭條時期。河南12所院校l988年合編的《1949—1988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評》序中說：“‘文革’十年，文藝領域變成了一片白地，當然沒有什麼可選”。《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朱寨主編1987年出版）引言稱：“‘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可以說沒有文學思潮，隻有打著文學旗號的反動的政治喧囂。”
它們共同否定了十年“遵命文學”，卻又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文革”十年中在封建法西斯文化專製下一直湧動著的人民大眾的文學潛流。這就是與“遵命文學”對峙的“地下文學”。
地下文學特指發生在“文革”期間，由民眾在民間創作的，反映“文革”社會生活本質真實的作品。無論作者站在何種立場，屬於哪個集團、派別，其作品能真實反映出“文革”生活的某一側麵，創作於民間，流行於民間，這種創作活動，都可歸於地下文學的範疇。
地下文學運動的發展大致可分四個階段：
1966年5月—1969年4月。這是“文革”全麵動亂、內戰時期。1969年4月黨的九大召開，形成了新的黨和國家領導層後，紅衛兵組織被解散，並強製分配下鄉。幹部下放“五七幹校”。中央領導層的所謂“右派集團”被驅趕離京，下放三線。社會秩序逐步轉入了穩定有秩序時期。在此之前的兩年運動時期，主要以極左的紅衛兵文藝活動為地下文學的主導。
1969年4月—1971年“九一三事件”。全國進入鬥、批、改時期。誕生了最初的地下沙龍，與極左路線、文化專治對峙。這一時期的最大收獲是產生了一批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
1972年—1974年。“文化大革命”波穀時期。在周恩來領導的“批林整風”運動中，極左路線受到抑製，全民開始了一場潛在的思想解放運動。在這一特定環境下，“地下文學沙龍”開始活躍起來，並在1973年進入鼎盛時期。最後導致了一批現代主義的詩作誕生。
1974年—1976年10月，與“四人幫”針鋒相對的鬥爭時期。江青集團對地下文學進行全麵圍剿與反圍剿。圍繞陳毅逝世，在全民中傳抄《陳毅詩詞》和一批悼詩、挽詞；以及一些“地下沙龍”主持人和地下文學作者被捕入獄；鬥爭在丙辰清明天安門廣場詩歌運動中達到高潮。
在“文革”中，麵對林彪、江青集團的法西斯文化專製造成的文化沙漠，人民群眾對文學藝術表現出空前的熱情。一方麵是公開的文學專製，另一方麵是“地下文壇”空前的“自由”。在地下文學運動中，產生出大量的手抄本詩歌、、戲劇。從現存的一批詩歌看，它們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文革”時代的社會生活，在藝術風格、流派和題材領域上對前十七年都有所反撥和開拓。盡管林彪、江青集團對“地下文學”殘酷圍剿，大興文學獄，摧殘作者，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在廣泛的群眾自發創作的基礎上，誕生出一批優秀的文學作品。在黑暗的年代，它們“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生的萌芽”，啟迪人心，愉悅寂寞，鼓舞鬥誌。特別是“四五”詩歌，把地下文學推向曆史的高潮，促進了社會的曆史變革。這樣一些地下文學作品，已成為我國文學史上寶貴的遺產之一。特別是其運動本身，為我們留下了文化、思想、政治和藝術的豐富曆史經驗。
地下文學的時代特色，是廣泛的群眾性參與、思想上的獨立精神和藝術的創造性。
地下文學產生於豐厚的民眾土壤之中。“文革”的文化禁錮和缺乏文化娛樂是史無前例的，人民群眾廣泛的自發創作也是史無前例的。人民大眾對文學藝術表現出的空前熱情，是產生出眾多文學作品的根本源泉。人民群眾不顧壓迫、收繳、查禁，甚至批鬥、坐牢，仍然隱蔽地進行創作，並通過不公開渠道傳播手抄文學作品，使林彪、江青集團屢禁不絕，屢剿不止。這是當代中國文學曆史上最廣泛的民間創作活動時期。
一些優秀地下文學作品凝鑄了作者的深沉思索、真性情、真歌哭，與“文革”虛假的文風形成鮮明對比。甚至有些作品還灌注了作者的鮮血和生命。
地下文學產生於特殊的曆史社會環境。它是在一片文化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文革”運動對整個人類文化的摧毀掃蕩，對作家的殘酷迫害，以及大規模的焚書、禁書活動，造成了傳統繼承的中斷。這使得地下文學先天營養不良。“文革”政治環境的急劇變化，使十年地下文學運動的曆史充滿了矛盾衝突，迂回曲折。幾乎每隔一二年社會就會產生一次政治震蕩，使得地下文學總是站在歧途上，被迫進行不斷抉擇。但也正是這種文化和政治的雙重困境，又給地下文學提供了徹底的“解放”，對以往的文化和政治傳統進行嚴格的批判和選擇。“三紅一創”（《紅岩》、《紅日》、《紅旗譜》、《創業史》）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手法，被一些作者擺脫。通過對前十七年某些“左”傾文學傳統的反撥，從古典主義、現代主義和民間文化汲取營養，創造性地表現自己所處的現實生活，這一轉折是極其可貴的，它開辟了當代文學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