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寒地凍，雪虐風饕。呼嘯的北風挾著一片片、一團團的雪花，漫天飛舞著。厚而潔白的積雪，雖令道路難行異常，卻也使得漸顯頹敗之色的北京城重新恢複了幾分往昔的肅穆與莊嚴。
大街上冷冷清清，除了那些為一家老小的生計而不得不頂風冒雪、奔走勞作的窮苦百姓，幾乎沒有人會在這種惡劣的天氣出門。不過，其中也不是沒有例外，這不，一個身穿藍色棉袍，頭戴黑絨瓜皮帽，個頭中等，身材看起來略顯單薄的年輕人，此刻正滿懷心事的在風雪中踽踽獨行。
年輕人名叫楊度，字皙子，湖南湘潭縣人，是今科會試罷第的舉子。不過名落孫山後，他並沒有急著回鄉，而是與一些新結識的、誌趣相投的舉子繼續滯留於京城。甲午戰敗的巨大刺激，使得這些充滿朝氣的愛國青年們深為國家的前途命運憂心不已，每日聚在一起不是暢論時事，就是如饑似渴的閱讀那些令他們耳目一新、眼界大開的各種西學知識。當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創建的“強學會”成立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又毫不猶豫的加入了進去，欲以自己的一腔熱血開社會之風氣、救中國之危亡！
強學會以及它的機關報《中外紀聞》，都是借“誌願軍新竹-中壢大捷，國內掀起‘誓死抗倭，一雪前恥；變法維新，救亡圖存’的高潮”而創辦起來的。當初，馮華為謀求誌願軍入台一事，能夠得到朝廷的認可，利用先期成立的《國聞報》連篇累牘地對台灣抗日軍民英勇抗倭的事跡進行宣傳，從而將國內本已日漸高漲的“保台抗倭，變法圖存”運動，一舉推向了最高潮。
國內呈現出如此這種良好的社會氛圍，公車上書後亦留居於京師，且一直致力於廣聯人才，開通風氣，以變法維新為己任的康有為和梁啟超自是不會輕易放棄這樣的機會。他們積極聯絡各方傾向於變法維新的知名人士，在翁同龢、李鴻藻、文廷式等帝黨官員，以及劉坤一、王文韶、張之洞、馮華、袁世凱等地方督撫和朝廷大員的支持讚助下，於1895年9月初，在北京發起成立了“強學會”。幾日後，以介紹西方國家的社會、政治、史地、風情、思想文化和轉載一些新聞為主要內容的《中外紀聞》，也在京正式刊行。
北京強學會成立之初，其成員以維新派和帝黨官員為主，同時也吸收了一些另有背景的官僚和社會知名人士。強學會以陳熾、丁立鈞、沈曾植、張孝謙為總董，而以張孝謙主其事。這四人中，陳熾、沈曾植為翁同龢的得力助手，張孝謙是李鴻藻的得意門生，而丁立鈞則為張之洞所見重。強學會最初雖規定以“定期集會，抨擊時弊，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為主要事務，但實際開局之後，卻以報事為主，將《中外紀聞》當作了他們最重要的工作。
對於強學會和《中外紀聞》，馮華從一開始就給與了極大的關注。盡管自己的想法、做法都與康、梁二人不盡相同，可他還是不願維新派重蹈曆史的複轍，將把柄受之於人，增添保守派和頑固派的囂張氣焰。因此，馮華除為強學會的成立提供了一筆資金外，還特意向康有為、梁啟超提出了兩點忠告。其一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萬勿意氣用事；其二是宣傳維新思想切忌言論過激，以致招人反感。
然而，始終對馮華的言論思想不甚讚同的康有為卻對這兩點忠告極其不以為然。以大清目前的情況，唯有以最徹底的方式將維新思想滲透到每一個人心中，進行快刀斬亂麻式的大變、快變，才能使中國起死回生；至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就更屬不可行之舉，“新與舊”或“正與邪”之間，乃“水與火不相融”的關係，根本就不存在妥協的可能。如李鴻章這樣早已名聲掃地的“賣國賊”，難道因為他願意捐兩千金入會，我們就要團結嗎？道不同不相為謀，苟且求全的事，我康有為豈屑為之！
風更加凜冽，雪亦借著風勢益發顯得張揚狂暴。剛拐過一處街角，一股寒風挾裹著一團雪霧迎麵向楊度撲來。慌忙側過身子用胳膊遮擋了一下眼睛，又將脖子向棉袍中縮了縮，楊度這才抬頭打量了一下自己所處的位置：再過一個街口就是北溝沿胡同了，卓如兄這個時候應該在家吧！也不知道他下一步是如何打算的？
踏著蓬鬆厚實的積雪，楊度很快就來到了位於城東北溝沿胡同中的梁啟超的住處。這是一個四進院落帶花園的大宅院，原本是梁啟超夫人的堂兄刑部侍郎李端棻的一處別院，梁啟超來京後，便借予了他暫住。宅院坐西朝東，大門為黑色的西洋式大門，開在宅東南角的東牆上。門外有一字影壁，隻是如今卻已被積雪遮蓋得嚴嚴實實，讓人無法看到上麵的圖案。
小心的走上台階，楊度輕輕敲了敲大門。很快一個略帶詫異的詢問聲傳了出來：“誰呀？”
隨著大門“吱扭”一聲打開，包裹得像個大粽子一般的門房梁武將頭探了出來。
“梁武，是我！你家先生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