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人對頭發的堅持，其實是對於孝道的尊重。每一個孩童啟蒙的時候，都會學到“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輕毀”。所以洗發、理發必須要看黃曆，自殘自戕更是不被認可——所以落發出家曆來被視為“不做人了”。
進一步分析頭發與孝道的關係就能知道，“受之父母”的意思並非說父母給予，所以不能輕毀。而是指：身體發膚就是父母身體的一部分。一旦輕毀，並非你個人受傷，而是傷及你的父母。
華夏文明的基石就是孝道，這是遠古時代為了維護族群秩序而留下的烙印。隻要傷及父母，這仇恨就是不共戴天之仇。
理論如此。
實際上，文化層次低的普羅大眾並不知道有如此之深的聯係，他們更多的是出於民俗和習慣，從而堅持戴發。一旦進入周圍人都是短發的環境，出於從眾心理也會一樣跟著斷發。這世上為了吃一口飯而剃發出家的人不知凡幾，由此可知剃發並非絕對不能被人接受。
朱慈烺沒有用權力手段推行剃發，但是收到的效果卻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如果將士們對於短發沒有太大的排斥，為什麼江南百姓為了保全頭發付出了那麼深重的代價？
深入思考之後，朱慈烺得出結論：窮人剃發是為了吃飯，而且必然是出於自願。換做有飯吃、或是剃了發也沒飯吃的情況，當然不會有人願意“自殘”。如果是以屠刀強迫他們剃發，這其中又有“刑罰”的意味，更沒人肯剃發。
這個結論可謂喜憂參半。
喜的是，軍中的軍容和衛生能夠有所改善；
憂的是，自己這種行為恐怕又要觸動士人階級的某個點了。
果然。皇太子“自刑”斷發的事傳到了濟南，引發了皇帝行在的劇烈震蕩。
震蕩波及南京之後，在南諸臣更是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輿論戰。
吳甡終於知道這位皇太子不會讓他過得輕鬆愜意。
對於他這種萬曆後期釋褐的官員而言，按時上下班已經很陌生了，但現在不得不找回當初剛剛入仕時候的感覺。然而作為官員還要加班，這恐怕在整個大明曆史上都算是特殊時期。即便張居正大興考成法的時候，加班也隻是少數官員的偶然行為。
此時已經過了亥時，吳甡的職房裏仍舊是燈火通明。他端著茶水，嗓音嘶啞道，“有人說殿下‘擅扣罪名，誹謗聖上’，無非就是抓住了‘朱氏之罪’這個把柄。隻要能夠將聖上的《罪己詔》抬出來，多少能夠加以抑製。”
李邦華的年紀已經大了，但是作為都察院的掌門人。不得不親自跟蹤此事。他有心把李明睿調過來，但李明睿在按察使的位置上甘之如飴，整日鑽研皇太子殿下十二歲時候的著作《原法》，忙著做法學研究，這一年裏非但寫了《商君書衍論》、《管子窺》，還就弘治年間的《問刑條例》做了大量分析。
如果不是《皇明刊行法》的訂立需要有人幫忙，李邦華想要“偶遇”李明睿都不容易。
倒是右僉都禦使李振聲聽得很認真。他本來是要去河南出任河南按察使，但因為河南的整肅工作還沒完成。現在就由司法介入會影響工作效率，所以朱慈烺將他留在了濟南行在。雖然名義上是正四品的右僉都禦史。但實際工作是副都禦使。官場風傳，隻要回到北京，李振聲很可能正式成為左副都禦使，成為僅次於李邦華的都察院第二人。
“崇禎十七年正月的《罪己詔》有雲：‘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卵耶；民為朕赤子，不得而繈褓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貽羞宗社，致疚黔黎。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此可為殿下背書。”李振聲果然不愧進士之才，對於一年前的詔書仍能信手拈來。
吳甡讚道：“善。‘罪非朕躬。誰任其責’，這是聖天子自罪之辭，皇太子以此自刑，可謂恰當。”
“時間太久了。”孫傳庭微微搖頭：“時隔經年殿下方才自刑，恐怕更為人詬病。”
蔣德璟沉吟一聲，職房中所有人都望了過來。他有條不紊道：“孫先生所言有理，不過除此之外也再無可借之力。某以為，不妨先行鋪墊。”
“鋪墊？”
“不錯。”蔣德璟盯著手中的青花瓷茶缸，道：“聖上第一次罪己詔是崇禎八年，因為鳳陽淪陷事；第二次是十年，因為久旱不雨事；第三次是十五年，東虜入寇山東，魯國之變；第四次是十六年楚國之變；第五次是十七年正月闖逆迫城。”
“這五次罪己詔，無非兩樁事：天災，**。若是再加以細分，**之中又有：失陷祖宗陵寢、失陷宗藩、失落社稷。”蔣德璟一一列舉：“孟子所謂‘民為重，社稷次之’。而如今東虜以剃發令殘虐我民，實在是比失落社稷更慘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