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與蕭軍那頗具傳奇色彩的愛情，流傳到今天，在不少人眼中，儼然成了一個“東北式”愛情的範本:女的美麗哀愁，有那麼點軟弱，那麼點小鳥依人，然而內心卻是堅強的;男的則有點大男子主義，動輒肝火上揚，怒發衝冠(似乎有點家庭暴力傾向)，拯救了她，愛她，但卻不給她足夠的重視，隻把女人當作次等公民，理所當然地認為她的文學，低他一籌。
這樣的“解讀”，其重大依據之一，恐怕便是聶紺弩在回憶蕭紅那篇《在西安》中，曾寫到過的蕭紅的話(當中有一句，或可作為證據):“我不知你們男子為什麼那樣大的脾氣，為什麼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氣包，為什麼要對妻子不忠實!忍受屈辱，已經太久了……”
這裏所說的“做出氣包”，是否就是遭遇到了家庭暴力(特指熱暴力，即動手打人)，我們不敢篤定。但梅誌女士(胡風先生的夫人)在1984年卻寫過一篇《“愛”的悲劇--憶蕭紅》，當中提到一次“打人”事件:“她去日本不久，魯迅逝世了。這年冬她回來了。蕭紅心情非常好。在一個刊物邀請的小宴會上，她是那麼情緒高昂。可惜這時間太短暫了。後在一間小咖啡室相聚，蕭紅夫婦也來了。蕭紅的左眼青紫了一大塊，她說:‘沒什麼，自己不好，碰到硬東西上。’‘是黑夜看不見，沒關係……’在一旁的蕭軍以男子漢大丈夫氣派說:‘幹嗎要替我隱瞞，是我打的!’蕭紅淡淡一笑說:‘別聽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勸他，他一舉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蕭軍卻說:‘不要為我辯護!……’”不知道這是不是誤傷。
蕭紅去世多年後，蕭軍在輯注蕭紅書信的時候，的確針對所謂“家庭暴力”的質疑，做出過一個簡短的“辯解”:“有一次，我確是打過她兩巴掌。這不知是為了什麼我們爭吵起來了，她口頭上爭不過我，氣極了，竟撲過來要抓我--我這時正坐在床邊--我閃開了身子，她撲空了，竟使自己趴在了床上，這時趁機會我就在她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了兩掌--這是我對她最大的一次人身虐待，也是我對她終生感到遺憾的一件事，除此再沒有了。我們也常常把每次爭執，事後作為笑料來談論，彼此自我諷刺著……”
以蕭軍先生的耿直，這樣的注解，恐怕所言無虛。可這樣言之鑿鑿的舉證，也容易引導讀者走到另一個“堅固”的真實那裏去，從而忽略事情發展過程的複雜性和症結所在。
即便真正的“出手”隻有一次，可歡笑相依的夾縫中，那些爭吵和冷漠呢，那些相對無言呢?有多少次?頻率為何?強度為何?又緣何而起?1936年7月，蕭紅自上海赴日療養之前，曾經有過一次為期三天的失蹤，到這時，“二蕭”的感情，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問題，有了個小小爆發，這其中千絲萬縷的情感糾葛，都不是一個明確的“打了一次”的數字可以說明的--這些夾纏的情感線索，也許正是我們探求“二蕭”愛情與創作重要著眼點。
蕭軍回憶當年與蕭紅的相處時曾說:“她最反感的，就是當時我無意或有意說及或玩笑地攻擊女人的弱點、缺點的時候，她總要把我作為男人的代表或‘靶子’加以無情的反攻了。有時候還要認真生氣甚至流眼淚!一定要我承認‘錯誤’，服輸了……才肯‘破涕為笑’、‘言歸於好’”。
從這簡短的敘述裏，我們不難地發現，蕭紅對於那個作為“女人”的自我，是很敏感，她對於蕭軍的“苛刻”，一方麵固然有著對愛人才有的格外的嚴格(你愛我，你怎麼可以不懂我?)，但從另一方麵說，這種“苛刻”，更有點像為廣大女同胞討說法的意思。她愛蕭軍，但同時，她也極力捍衛女人的半邊天。
在與蕭軍的關係中，蕭紅似乎始終處於被保護的地位。這種被保護，從另一個角度看，必然會使女性缺少了與男人平起平坐的話語權，兩性間角力導致的尊嚴旁落，讓蕭紅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