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希爾也有一套與格雷厄姆的“市場先生”理論大同小異的有關市場本質的哲學。這種哲學能告訴他最佳賣出時機。
與喬治·索羅斯極像，費希爾也認為市場價格更主要是由認識（包括錯誤認識）而不是事實決定的。簡言之，他相信華爾街重視短期，忽視長期。而這會帶來絕妙的投資機會。
例如，當一家企業犯了一個錯誤，華爾街會嚴厲地懲罰它。
當企業犯了錯誤，而當年的收益隨著失誤成本的上升而下降到遠低於先前估計的水平時，投資界總是立刻做出降低企業管理質量評級的一致反應。結果，該年度的低收益反而會創下曆史最低的市盈率，放大收益下降的影響。股價往往會下降到非常便宜的程度。而企業管理隊伍如果仍是曾在其他年份大獲成功的那支隊伍，它在未來的成敗概率仍將保持不變，這就是機會之所在。由表現不穩定的人領導的企業的股價，可能會在某個特殊的重大錯誤公之於眾時跌到非常低的程度。
在巴菲特投資於美國運通時，這家公司或許正處於費希爾所說的這種情況。
查理·芒格：巴菲特的“密友”
在投資美國運通的同時，巴菲特繼續購買著像伯克希爾·哈撒韋這樣的廉價企業（他後來把它們稱為“煙蒂”）。而且，盡管對美國運通的投資獲得了成功，他的大多數投資仍然是典型的格雷厄姆式投資。
但當他於1959年與查理·芒格（charliemunger）成為好友後，這一點開始改變了。
律師出身的芒格在1962~1975年間管理著一家投資合夥企業，年投資回報率達到了19.8%（同期道指的年均漲幅為5%）。最後，芒格和巴菲特把資產合在了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這一個屋簷下，芒格成為公司的董事會副主席。
巴菲特轉向費希爾思考方式主要應歸功於查理·芒格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查理就是費希爾定性理論的化身。他對業績改善的價值有深刻的認識。喜詩糖果公司和《布法羅新聞》都是低價好企業的實實在在的例子。查理將傾囊購入好企業的智慧傳授給了巴菲特。
1971年，喜詩先生報價3000萬美元向藍籌印花公司（由巴菲特和芒格控股的一家公司）出售喜詩糖果公司。該公司的賬麵價值並不理想（盡管包括1000萬美元的現金），但巴菲特和芒格仍出價2500萬美元。
幸運的是，喜詩第二天回電話接受了這個報價。現在完全由伯克希爾公司擁有的喜詩糖果公司自1984年以來，每年都能創造2500萬美元以上的稅前利潤。喜詩糖果公司隻是伯克希爾完全擁有的諸多非保險企業之一。
這些收購行動代表著與格雷厄姆式投資方式的決裂。像喜詩（和美國運通）一樣，這些公司的賬麵價值往往遠低於巴菲特的買價。而巴菲特會為了掌握管理權，購買80%~100%的股份，具體買多少要看原股東是否有保留一點股份的意願。
估價方式主要是費希爾式的—也受格雷厄姆理論的一定約束，但掌握控製權純粹是巴菲特式的。他正在回歸最初的商人角色。
今天，巴菲特把自己描述為“85%的格雷厄姆，15%的費希爾”。不管真實比例是多少（我猜費希爾的影響不止15%），巴菲特已經用他自己的經驗和洞察將兩者組合成了100%的巴菲特式投資風格。
就像美國運通和喜詩糖果一樣，巴菲特現在所投資的公司大多都是格雷厄姆不會買但費希爾可能會買的公司。
解讀“市場先生”的大腦
與巴菲特不同，喬治·索羅斯從來就不是一個天生的投資者或商人。事實上，他在十幾歲的時候曾幻想自己能成為像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那樣的經濟改革家，甚至是像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家。
因此，在逃離匈牙利兩年後，他於1949年進入倫敦經濟學院，開始學習經濟學和國際政治學。除了最有影響力的凱恩斯主義者之一哈羅德·拉斯基（HaroldLaski）在此任教外，倫敦經濟學院與當時其他大多數大學一樣也是社會主義的溫床。
但倫敦經濟學院也有兩位非常反傳統的思想家，一位是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哈耶克，一位是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Popper）。兩者都是索羅斯的學習對象，但波普爾最終成了索羅斯的導師，在思想上對他的一生施加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