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兩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原本需要三年的學位課程。我隻有再當一年注冊學生才能獲得學位。學校允許我選一名導師，我選擇了他（波普爾），因為我對他的哲學深深著迷。我已經熬過了納粹的迫害。波普爾的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openSocietyandItsenemies）的啟發力量讓我震撼—它揭示出，法西斯主義與社會組織的各種原理和開放社會的基本原理截然對立。另外，波普爾的科學方法思想對我的影響甚至更大。
索羅斯在波普爾的指導下形成的思想體係後來演化為他的投資哲學和投資方法。
索羅斯將他的各個慈善組織稱作開放社會基金會，也表明他認可波普爾對他的影響。
但這是後話。在學生時代，他的目標仍是成為一名學者，一名哲學家。他開始寫一本他命名為《意識的負擔》（TheBurdenofconsciousness）的書。但當他意識到他隻不過是在重述波普爾的哲學時，他把這本書拋在了一邊，轉向了金融領域。從那時候起，他就將金融市場當成了檢驗自己的哲學思想的實驗室。
“我們的世界觀都是有缺陷或扭曲的”
在苦思哲學問題的過程中，索羅斯認為他獲得了一個重要的思想發現：
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從根本上說，我們所有人的世界觀都是有缺陷或扭曲的。於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這種扭曲對事件的重要影響上。
將這種發現應用於自身後，索羅斯得出結論說：“我也會犯錯。”這不僅僅是一種觀察結果，也是他的行動原理和最高信念。
大多數人都同意其他人會犯錯。大多數人也承認自己曾經犯過錯。但有幾個人會在做出一個決定的時候公開承認他也可能犯錯呢？
寥寥無幾。索羅斯在對他的前合夥人吉姆·羅傑斯（JimRogers）—基金經理和《投資騎士》（TheInvestmentBiker）的作者—的評論中就暗示了這一點：
我和吉姆·羅傑斯的最大區別在於，吉米認為流行觀點總是錯誤的，而我認為這種判斷可能也是錯誤的。
當索羅斯在投資競技場中采取行動時，他始終明白他可能會犯錯，而且會批評他自己的思考方法。這給了他無人可以匹敵的思想適應性和靈活性。
信念和後果
如果每個人的世界觀都像索羅斯所說的那樣是“有缺陷或扭曲的”，那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必然是不完全的，而且常常是錯誤的。
舉一個極端的例子：當哥倫布為尋找印度而揚帆橫渡大西洋時，每個人都“知道”大地是平的，而他將從世界的邊緣跌下去。
這種信念讓哥倫布很難找到支持者—為他的船配齊水手甚至更難。畢竟，他所需要的不是那種隻會湊湊熱鬧的支持者。
當歐洲海員們隻敢靠著海岸航行時，沒有這種信念的波利尼西亞人卻劃著他們的獨木舟進入茫茫太平洋，到達了像斐濟和夏威夷這樣遠的地方。這可能是後人永遠無法超越的航海奇跡。
索羅斯將“人對現實的理解不完全”這種認識轉化成了一種強大的投資工具。他看到了其他人看不到的東西（比如，當他們被他們的信念蒙住眼睛的時候），那是因為他堅持了自己的基本信念。
在創建量子基金（前身是雙鷹基金）之後，索羅斯通過研究其他人未曾注意到的市場當前趨勢或將要發生的突變，檢驗了他的理論。
他在銀行業就發現了這樣一種變化趨勢。
自20世紀30年代被加以嚴格管製以來，銀行業一直被看作呆板、穩健、保守和無趣的投資對象。熱衷於談論銀行業的華爾街分析家是沒有前途的。
索羅斯感覺到這種狀況將會改變。他發現老式的經理正在紛紛退休，擁有mBa學位、充滿進取精神的新經理正在登上舞台。他覺得，這些新一代管理者將以盈利為中心，喚醒整個銀行業。
1972年，索羅斯發表了一篇題為《成長銀行的狀況》（ThecaseforgrowthBanks）的報告，預測銀行股即將起飛。他推薦了一些管理有方的銀行。最終，銀行股開始上漲，而索羅斯收獲了50%的利潤。
對價值1美元的東西，巴菲特想用40或50美分買下，而索羅斯願意支付1美元甚至更多，隻要他能看到一種將把價格推高到2~3美元的未來變化。巴菲特與索羅斯的投資習慣（紀念版）最新章節第8章“市場總是錯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