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科爾勝利了，民主德國馬克的幣值被高估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一個人可以以1∶1的彙率將4000民主德國馬克兌換成聯邦德國馬克，超出這一額度的部分使用2∶1的彙率。
聯邦銀行是對的。德國經濟被科爾對民主德國馬克的高估拖累了許多年，甚至需要特別加征所得稅來彌補他的“慷慨行為”所造成的損失。
正如索羅斯所說，這為“蛇形浮動體係”的崩潰埋下了種子：
根據我的理論，每一種彙率體係都是有缺陷的。eRm同樣有一種潛在缺陷，但讓它顯現無疑的是德國的統一。這種缺陷在於，德國聯邦銀行在這個係統中扮演著雙重角色：既是eRm的基石，又肩負著維持德國貨幣穩定的先天使命。在接近平衡狀態時，聯邦銀行同時扮演這兩種角色沒有任何問題，但德國的重新統一使民主德國貨幣能夠以高得過分的彙率兌換成聯邦德國馬克，這製造了聯邦銀行兩種角色之間的衝突：它的天生角色和它作為eRm支柱的角色……
聯邦德國注入民主德國的大量資金在德國經濟中製造了強大的通脹壓力。聯邦銀行責無旁貸地（賦予它這種責任的是憲法，不僅僅是法律）做出了提高利率的反應，而且行動力度相當大。而這個時候，整個歐洲特別是英國正處於蕭條中，德國的高利率政策與英國的經濟狀況完全不相匹配。聯邦銀行兩種角色間的衝突爆發了，而在憲法的約束下，應優先考慮哪種角色是無須多言的。在歐洲其他地區處於蕭條期的時候堅決采用緊縮貨幣政策，使聯邦銀行失去了充當eRm支柱的資格。這使曾經在接近平衡的狀態運行的eRm進入了一種動態不平衡狀態。
為確保共同市場的其他成員接受德國的重新統一（德國統一後，民主德國自然立即並入了共同市場），科爾向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提議加強歐洲的一體化建設。他的建議為後來的許多變革設定了框架，包括歐元的最終誕生。
這是德國聯邦銀行的喪鍾，因為聯邦銀行將被歐洲中央銀行取代。有人可能會說歐洲中央銀行是聯邦銀行精神上的繼承者，但對一個極度強大並對自己的力量感到驕傲的機構來說，這算不上一種安慰……這一條約威脅到了聯邦銀行的生存。
可見，衝突存在於三個方麵：第一，德國需要一種不同於歐洲其他地區的貨幣政策；第二，聯邦銀行所倡導的貨幣政策不同於科爾總理實際采用的政策；第三，聯邦銀行在為它的生存而鬥爭。在我看來，第三種衝突是最不被理解但最具決定性的衝突。
索羅斯認為，“聯邦銀行大權在握”，決定了德國將疲軟的貨幣排除出“蛇形浮動體係”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但他也觀察到，從1990年德國統一開始，這個體係從平衡狀態轉向了不平衡狀態。那麼，他應該在什麼時候下注呢？
恰當的時機直到1992年才到來……
我從聯邦銀行總裁施萊辛格（Schlesinger）的一段講話中發現了第一個崩潰即將到來的跡象。他說他認為投資者們將ecU（歐洲貨幣單位）視為一個貨幣籃子是錯誤的。他特別提到，意大利裏拉就是不太理想的貨幣。在他的講話結束後，我問他是否喜歡ecU這種貨幣，他說他喜歡這個概念，但不喜歡這個名字。如果它被稱為馬克，他會更喜歡它。
我領會了其中的含義。
聯邦銀行總裁實際上肯定了索羅斯的核心假設。於是，索羅斯開始在市場中檢驗他的假設。量子基金做空意大利裏拉，裏拉很快就被迫退出了“蛇形浮動體係”。索羅斯的“聯邦銀行希望看到‘蛇形浮動體係’土崩瓦解”的假設被證實了。最終，他開始憑借裏拉交易獲得的利潤，以大得多的頭寸攻擊一個大得多的目標：英鎊。
索羅斯並不是唯一一個做空英鎊（或裏拉）的人。其他數百甚至數千的交易者也看到了同樣的跡象。大多數貨幣交易商都知道，財政大臣在讓英鎊貶值的前一天通常都會宣稱他不會讓英鎊貶值。
但索羅斯對市場的深刻理解使他對英鎊貶值原因的認識遠遠勝過了其他人。正因如此，他才有信心在量子基金總資產僅為70億美元的時候建立起100億美元的頭寸來對付英鎊。
有趣的是，他後來說“我們計劃拋售的英鎊還不止這個數”。
事實上，當英國財政大臣諾曼·拉蒙特（NormanLamont）在英鎊貶值前說他要借款近150億美元來保衛英鎊時，我們都樂了，因為我們打算賣的正是這麼多。但是事情變化得比我們預期的快，我們沒能完全建立起我們的頭寸。
索羅斯拋售了價值70億美元的英鎊。但他也看到，英鎊的崩潰也對其他歐洲貨幣、股票和債券市場造成了連帶影響。因此，他也根據他所觀察到的這種不同市場間的聯係采取了其他行動。例如，他還拋售了其他一些較弱的歐洲貨幣，做多60億美元的德國馬克，做多法國法郎，購入5億美元的英國股票（因為他假設股票價格會在貨幣貶值時上漲），做多德國和法國債券，並做空德國和法國普通股。
這些都是用借來的50億美元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