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顧方舟作為我國第一批留學蘇聯的學生，派往蘇聯醫學科學院病毒研究，老師是蘇聯腦炎病毒專家列夫科維奇教授。
1955年，曆經4年的學習，顧方舟取得了蘇聯醫學科學院副博士學位，選擇回國。
換句話說，脊髓灰質炎爆發的那一年，正是顧方舟剛剛回國的那一年。
他一回國，就接手了這燙手山芋，且必須要快，當時每年有一兩千萬新生兒，早一天研究出疫苗，就能早一天挽救更多的孩子。
他們要快點確定研究方向，快點做出選擇。
在當時，國際上存在“死”“活”疫苗兩種技術路線。
死疫苗是比較成熟的路線，也是醜國掌握的脊髓灰質炎疫苗方法。
但要打三針，每針幾十塊錢，過一段時間還要補打第四針。要讓中國新生兒都能安全注射疫苗，還需要培養專業的隊伍。
最重要的是，以當時的國力並非易事。
而活疫苗的成本是死疫苗的千分之一，蘇聯掌握這項技術，但因為剛剛發明，藥效如何、不良反應有多大，都是未知數。
究竟選擇哪一條技術路線，沒有人能解答。
1958年，我國首次分離出“脊灰”病毒，為免疫方案的製定提供了科學依據。
1959年初，顧方舟及另外三名同事隻能再次出國，去蘇聯學習活疫苗技術。
歸來後，顧方舟頂住壓力，建議當時的衛生部摒棄風險低但是成本高的“滅活疫苗”的模式，采用風險稍高但是成本低的“減毒活疫苗”模式。
一切都是從零開始。
也許很多人不解，為什麼呢？
但顧方舟認為，但時間不等人，隻有走活疫苗路線，才能消滅我國的脊髓灰質炎。
這並不是不過腦子的選擇，而是顧方舟深思熟慮下做出的決定。
也許不會有人想到，他們當時研究疫苗的時候，到底是在怎樣的環境下進行的。
顧方舟回憶說：“那時候我們沒有房子，住都沒地方住，真是太艱苦了，可是大家在那個時候確實是勒緊了褲帶，咬緊了牙關幹。”
他親自帶人挖洞、建房，在距離市區幾十公裏外的昆明西山，顧建立了醫學生物學研究所。
他們在山洞中，在隻有蘇聯的老師贈送給他的，蘇聯美國研製的疫苗原液的情況下，把疫苗包括生產線都建立起來。
沒有數據支持，沒有專家指導，一切隻能靠自己的摸索。
疫苗研製成功後，就是要臨床試驗，先從動物身上，到大人的、小孩的，都要試，才能確保疫苗是否安全。］
“不會吧，不能吧，總不可能吧。”虞美人話落後，眾人反應了好一陣，才有人喃喃道。
他們覺得自己的猜測太荒謬，也太離譜了，再怎麼樣也沒有人會在自己的身上試藥吧。
是，在這期天幕中，好像確實有神醫會這麼做，但他們不是快沒命了，就是可能會沒命了。
這搏一搏單車變摩托，賭一賭也沒什麼。
最多是膽子大了點，驚世駭俗了點，震撼世人了點，讓他們三觀重組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