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梅出身於一個知識分子加地主子女家庭。爺爺是民國時期的秀才，法律專業畢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無所不知，無所不通。甚至於還會看風水，老家的房子建在地勢較高地帶，因此發大水時，別人家的房子都被洪水淹沒，他家的房子巋然不動。
紅漆刷的大門，遠遠就能看到，是當地一道亮麗的風景。如果外人想找他們家，問當地老鄉，就給指點找紅漆大門，來人就都知道。
父親是解放初期調到北京的國家幹部。母親家出身地主兼資本家。
本來薛梅的姥爺隻做生意，不種地。天津、北京都有他家的店鋪。別人總勸他說：“你雖然在外邊生意做的不錯，老了總要落葉歸根，還是買幾畝地留著好。”
姥爺耐不住別人的死纏爛打的勸慰，買了幾十畝地放在那裏沒人種，也沒人管。結果剛解放又多加了一個成份，那便是地主。
就因為這個家庭出身的問題，薛梅上學期間可是沒少遭受同學的白眼。
那個年代，時不時地要求學生填家庭出身的表格。因為沒有聽說過自己是什麼家庭出身，薛梅認為自己肯定是根紅苗正。又聽同學說家庭出身於工人、農民的最好。於是也沒經過家長同意，便自己隨便填了父親出身工人，母親出身貧農交了上去。
整天還樂嗬嗬地跟同學們炫耀。哪曾想她的母親，就因為自己的家庭出身問題，在單位被降了工資，父親也被下放。
一個大院住著的同學，通過家屬們一傳十十傳百的都知道她們家的事。可能是家長都不讓同學們當著薛梅的麵說，隻是都躲得她遠遠地，而薛梅還傻傻地蒙在鼓裏。
直到有一天，老師去家訪。問她：你們家到底什麼出身？薛梅沒來得及說話，來看姐姐的舅舅在隔壁房間說了：“咱們家出身是地主兼資本家。”
猶如五雷轟頂般，薛梅當時就傻眼了。她心目中自己一直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沒想到是這般糟糕的家庭出身。
她也不顧老師在場，張口便對舅舅說出了滾蛋二字。完了，一切都完蛋了。不僅在老師麵前丟麵，竟然還敢張口罵人。
那幾年，剛剛恢複高中，本以為多上兩年高中，往後拖一拖，能抱希望高中畢業留在城裏的，這下您去農村插隊吧。
她乖乖地打一個鋪蓋卷，跟著同學們去了遠郊區農村插隊。而李雅麗卻被留在了城裏，所以她心裏很不平衡。
有時候她就想，怪不得同學們後來都不怎麼搭理我了呢，原來人家早就知道我的家庭出身問題，我還總是沾沾自喜。那為什麼我的父母不讓我們知道？難道怕我們受刺激？而這種刺激比瞞著不說更讓人難以接受。
插隊將近三年的時間，終於在一九七八年年底回到了北京，分配在工廠工作。又經過自己的努力，重新上學，重新分配到一家國家機關，從事外事工作。
當她再次遇到李雅麗時，已經是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下期。
首都機場候機大廳內，忙碌了一天的候機大廳，到了晚上終於安靜下來些。此時出港入港的飛機不是那麼頻繁。薛梅準備乘坐晚上八點半的飛機，飛往南方某市出差，離飛機起飛時間尚早。她便來到三樓的商店轉悠，主要是消耗等待乘機的時間。
從三樓的滾梯下到二樓，在滾梯的對麵坐著兩個人，她看著很眼熟。那不是李雅麗嗎？邊上一位男士，估計就是她的現任丈夫。
李雅麗也看見了薛梅，兩個人不約而同地互相叫著對方的名字。
“怎麼這麼巧在這種地方見到你？”李雅麗說道。
再次見到她，已經沒有了上次見麵時的神情呆滯、兩眼無神的樣子。好像現在心情很好，臉也有了一些光澤。
“是啊，我在等飛機。你呢？你也是等飛機嗎？”
“我們也是，準備去長白山滇池看看。”在李雅麗跟薛梅說話的時候，她老公也站了起來，畢恭畢敬地做自我介紹。
“你好，我是雅麗的老公高峰，經常聽她提起你，說你們在中學時就是很要好的，後來高中畢業就沒有了來往。”
“可不是嗎？那個時候，也沒有電話，找一個人很麻煩的。”
“那你們趕緊互相留通訊地址，下次好聯係。”雅麗的老公還挺擅聊。
薛梅和李雅麗在她老公的建議下，馬上記下各自的聯係方式。
三個人站在滾梯旁邊聊了一會兒，就都各自找自己的登機口。
望著雅麗的背影，身高算中上等、體型很勻稱，她老公高峰從後麵看兩個人還是很般配的，但是長相真不敢恭維，因為沒有見過她前夫，不知道她值不值得為了這個人而拋家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