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香港是爸爸走向全球化的起點
可能曾在銀行工作，爸爸在年輕時，辦事就已條理清楚。1948年，隻有30歲的爸爸，拿著盧家伯伯給他的文件和自己平時積蓄的兩萬港幣，一個人飛到香港，先找好一家人居住的房子，再回上海接媽媽、我和二妹。
爸爸帶著行李，媽媽抱著不到一歲的二妹，傭人阿英抱著兩歲多的我，二妹的奶媽沒有跟來香港，全家一同登上飛機。當時的我，一點都不能理解爸媽為什麼要緊鎖雙眉，更不懂什麼是背井離鄉的淒涼。
過了一年，阿爺和阿娘(寧波人稱祖父祖母為阿爺和阿娘)和兩位未婚的姑姑也來到香港。一大家人全都住在西摩道(在香港島的半山區)，共有四個頗大的睡房，兩廳，加上兩個工人房。我們一家大小住在一起，還算舒服，也非常熱鬧。
剛到香港生活，媽媽非常不習慣，她不是想念自己的爸媽，便是想念她的弟弟。爸爸則每天清早乘巴士外出活動。
我記得，有一天爸爸回家，興奮地告訴媽媽:“秀英，我找到辦公室了，在華人行有一間房，很好。”
我聽到後拍著手說:“太好了，我要去看看，爸爸您什麼時候帶我去看看?”
爸爸摸著我頭說:“陪慶，現在很忙，改天再帶你去。”
媽媽無不擔心地問:“那誰幫你呀?”
爸爸笑著說:“剛好潘家鏐先生來香港，他答應幫我。當然，你得幫忙照顧一下潘太和孩子們了。”
媽媽笑著說:“當然了。想當年日本進攻上海，我們逃難去重慶時，一路上是我抱著裕國的嘛!那天，唯一的奶瓶也打破了，我隻能用醬油瓶套上奶嘴喂他。”
我忍不住問道:“為什麼潘媽媽不抱自己的兒子?”
媽媽告訴我:“潘媽媽也沒閑著，她忙著照顧裕國的姐姐，小女嬰身體瘦弱，加上當時醫藥缺乏，又沒有營養食品，未到重慶，裕國的姐姐便過世了。”
爸爸歎口氣說:“陪慶，那時戰爭，日本人占領了上海，我們都被逼搬家到重慶，路途上很苦。而我又先去了重慶工作。媽媽便帶著潘家媽媽和兩名孩子逃難。”
戰前，潘家鏐的父親是成功的商人，在國內曾幫過爸爸，現在他吩咐爸爸照顧剛到香港的潘家鏐。後來潘家鏐成為環球船員部的主幹。到海文的年代，他兒子潘裕國是海文的副主席。裕國的兒子也是我們兒子的好友。
講起“逃難”，媽媽經常提起日本人害我們中國人的事。我在學校也聽過不少這樣的故事，包括我讀過的中學(英華女校)就曾經是集中營，所有英籍校長和英籍老師都曾被困。日本人給我留下很深的壞印象。但爸爸隻提過一兩次他吃了日本人的苦頭，他的個性強，從不埋怨人，也從不後悔。
爸爸初到香港時，一定有很多不習慣，一定也很想念老家，但從未聽他說過泄氣的話。隻有幾次，他回家告訴我們，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本地一些人往往被英國人利用，服服帖帖地替英國人幹事、管理香港人。
我天真地說:“那爸爸您也可以幫英國人呀!英國政府也一定會重用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