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上午抵達北京，第二天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正式會談。我發表了一篇事先已準備好的聲明，闡述英國的立場。我指出，中國關注的核心點既然是香港的主權與繼續保持繁榮，那麼如果我們突然宣布對香港的行政管理作出重大的改變，大量資金肯定會外流，香港的崩潰不可避免。所以，我們兩國應把保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放在首位，就未來的管治安排達成協定，如果這些安排能贏得香港市民的信任，如果英國國會滿意這些安排，我們再開始考慮主權問題。
我滿以為這篇務實的言論會有很強的說服力，所以我在最後試圖說服中國政府同意我們發表一篇內容不涉及承擔責任的聯合聲明，宣布我們的共同目標是維護香港的繁榮，然後再舉行實質性會談。但我很快發現，我所有原來的估計都開始變成泡沫了。
我早就聽說鄧小平是實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還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執著的人，他的態度很堅決。他說，香港主權根本不在討論之列，稍後中國會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決定。這一點出乎我的意料。
和鄧小平的談判進行得相當艱難，我連最初的基本目標都沒能達到，但也不能算徹底失敗。我畢竟說服鄧小平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聲明，宣布兩國正在共同本著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目標展開談判。
1983年1月28日早晨，我們獲悉中國建議在6月份單展，不如盡早在香港推進民主進程，讓香港市民為自己做主，全民投票選定他們能接受的製度等等。但是，當時我的同事們對此都不感興趣，我也一籌莫展。然而，就此撒手不管這件事又於心不甘，因此，我在那年3月以私人名義寫了一封信給趙紫陽，信的內容較先前的做了重大的讓步。
盡管做了這次讓步，卻仍然沒能動搖中國的立場，夏季的三輪會談沒有絲毫進展。9月22日和23日的會談再次陷入僵局，這個信號導致了香港人心不穩，大量資金外流，港幣彙價大跌。至此，我不得不決定向中國交還主權和治權，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在撒切爾夫人還沒當英國首相時，爸爸和撒切爾先生就已經是高爾夫球場上結識的好朋友，爸爸隻要去英國，總會相約見麵。所以，當撒切爾夫人當上首相後，也無需通過任何外交途徑，爸爸仍經常帶著我，一同到唐寧街10號首相官邸。因為彼此熟悉，又經常見麵，所以在中英談判時，撒切爾夫人的態度，我也是親有所聞。
撒切爾夫人在私下見麵時對我說過:
“安娜，你知道嗎?我和你父親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在英國與中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上，他的態度恐怕是所有中國朋友僅見的!
不用驚訝，這段時間裏，我見過一批批從香港來的代表，作為朋友，他們向我提出最大的要求和希望，是什麼?就是不要把香港治權歸還給中國，最起碼是，隻歸還香港的主權，不歸還治權，願意由英國治理香港。再就是，希望英國同意香港居民都擁有英國護照。”
記得有一次，我跟爸爸一起去看望撒切爾夫人，講到關於香港“駐軍”問題，爸爸說鄧小平的態度是一貫明確的:
中國不僅堅持收回“1997年收回香港”以後的“駐軍權”，而且要堅持“行使”“駐軍權”，堅持解放軍進駐特別行政區。
撒切爾夫人非常惱火。爸爸到英國，我陪他去首相府看望時，她對爸爸抱怨說:
“我真是不明白，我搞不懂，我與蘇聯人的關係這麼好，他們的哲學是個人為主，與我們英國人思想接近，與他們也好談，蘇聯政策開放，政治體製改變，完全引進美國經濟模式，才有希望。改革政治結構才能夠經濟繁榮嘛!為什麼和中國人就用不上這套?中國這一套完全是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