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夕，小陳和女友June領了結婚證。考慮到兩人的收入都不高，也擔心婚禮成為啃老的借口，小夫妻倆決定做個“裸婚族”。兩人瞞著雙方家長，來個先斬後奏，拿出自己的平時的積蓄，在五一節偷偷跑去了東南亞旅行結婚，決心讓父母措手不及。
可沒想到正當他們在赤道附近享受陽光熱情的招呼時，雙方的家長坐到了一起，商量著等小兩口回來後，如何“威逼利誘”他們補辦酒席。兩個年輕人怎麼拗得過4位加起來快250歲的家長，小陳為此煩透了。
中國的新人究竟可不可以逃開婚禮？這是項糾結了風俗、麵子、人情等太多問題的任務。小陳開始糾結，決定裸婚是出於經濟的考慮：“不是不想辦，實在是太麻煩，簡直勞民傷財。”在小陳看來，辦一場婚宴根本就是一項巨大的麵子工程，買喜糖、訂酒席、找婚慶公司，而且每件事情都要關心到細枝末節，當然還要連累一疊信用卡都透支到底線。
在“裸婚”的決定上June和小陳統一戰線，小陳出於經濟考慮，而June則厭煩了千篇一律的結婚形式。其實，小陳和女友也曾想過辦場創意婚禮，可礙於預算的有限，還是決定“裸婚”。“我們寧可不要婚禮，也不想變成兩個木偶，在婚禮當天任司儀、家長擺布。而且對於很多人來說，參加喜宴也是一種任務，‘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既然辦酒席的和參加酒席的都覺得是負擔，那又何必呢？”
小陳說得頭頭是道，在他和女友眼裏婚禮是項負擔，自然不想“找麻煩”，而雙方父母們想到了更深一層———人情捆綁。
“辦不辦婚禮不是你們兩個人能決定的，家裏那麼多親戚，你們兩個又是獨生子女，不辦婚禮，要給別人說閑話的。”雙方爸媽曉以大義，“而且之前家裏那麼多親戚的孩子結婚，我們都是送過禮金的，你們如果不辦，之前的禮金不都打了水漂？”對於兩人的婚禮，雙方父母一臉期待並特別強調，“送出去就靠你們來回收了。”
父母的話語重心長，似乎句句在理。小夫妻倆開始明白，原本計劃的“裸婚”已是不可能了，婚禮這樣的人生大事早就隨著人情的“厚薄”程度而有所體現，由不得他倆隨心所欲。“我們雖然想擁有自己的婚禮，但父輩間、同輩間、親友間循環往複的‘人情債’卻躲不開，為了給長輩一個交代，或者為了收回在別人婚禮中的‘投入’，也隻能隨著大流舉行婚禮。”
頂著人情債的壓力，小陳和June依舊在“裸與不裸”間徘徊，一場婚禮於婚姻本身有意義嗎？“我的婚姻真的需要考慮世俗的習慣、旁人的感受嗎？”一談到這個問題，小陳一臉無奈。
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紅包，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因為在這個物質化了的社會之中，許多時候，紅包已經成了衡量親戚朋友之間關係好壞的標準。因為人情交際和關係的原因，當別人給你送來請柬時，你必須得從自己的口袋裏掏出幾張老人頭以表敬意。送得多了，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禮尚往來之下，人們總希望在某個時候，通過同樣的方式讓這包出去的紅包重新回到自己的口袋裏，而結婚就是個再合適不過的場合。如果兒女要裸婚，那麼父母多年送出的紅包禮金就再也沒有辦法收回來了，僅這一點就足可以成為父輩們反對裸婚的理由。
可實際上呢？無論是當初送紅包，還是現如今要收紅包，這一送一收都不輕鬆，有來有往，這已經成了婚禮紅包往來的一個“潛規則”。收了紅包後，不少人就如同借了房貸一般，要經常惦記著怎樣“還款”了，實際上，還是在尋求人情的等價。現在的結婚一族大多是獨生子女，風風光光為兒女辦場婚宴，成了所有父母的心願。可是，婚宴菜金、煙酒漲價太快，客人的禮金卻仍舊按照多年前的標準，一場婚宴辦下來，幾乎剩不下什麼錢，有的宴席甚至賠錢。但是，人家的禮金，明明已經送還給你，接下來你還得進行為期數年甚至十數年的還禮生涯，最終隻叫酒店得了實惠。
上個月，我就聽老媽嘮叨，小區某阿姨給兒子娶媳婦，酒宴辦得風風光光，婚宴的各個程序完全滿足了女方的要求，無論是菜品、婚慶公司還是煙酒糖茶，全部是高檔的，除去煙酒糖茶、婚慶公司、飯店服務等費用，平均每桌宴席的開支近2000元，而且一辦就是30桌。可最終呢？禮金隻收回5萬多元，她前前後後還倒賠了不少。
後來，這阿姨到處和人嘮叨：“這喜宴、煙酒糖茶、婚慶公司、酒店服務的價格都水漲船高，怎麼就這份子錢還不見漲呢？我那一桌人均200元，可紅包以100元的居多，讓我怎麼不賠？”
這阿姨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她恐怕沒有想過，如果紅包錢再漲，日後親戚、同事家有個紅白喜事，以她的經濟水平能否吃得消？其實，結婚是件喜慶的事，送紅包也是表達感情的方式，你老盤算著如何回收，會不會賠本，就容易使祝福變了質，倒不如就讓曾經支付的紅包款成了真正的讚助基金。所以，無論是新人，還是新人的父輩們，隻要大家將形式看淡，就不會有難以突破傳統婚禮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