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言極是。我還必須補充的是，曆史學家麵對的文獻，多是當時的人根據自己的目的對“事實”進行的敘述。因為目的不同，所敘述的“事實”也不同。對曆史學家最大的一個挑戰是，你所擁有的史料不過是過去的人為我所用講的故事。除此以外，你往往沒有或很少有其他的線索。曆史學中的批判性閱讀，特別要注意是誰在敘述，目的是什麼，然後發現這種“敘述特權”掩蓋了什麼事實或是否壓抑了其他人的敘述。舉個例子，我們看中國的史料，講到某王朝滅亡時，往往會碰到女人是禍水這類敘述和評論。其中評論一看就知道是史學家的個人意見。但他的敘述有時則顯得很客觀，特別是那些沒有夾雜評論的敘述。沒有批判性的閱讀，你可能會簡單地接受這些為既定事實。但是，當你意識到這些全是男人的敘述，特別是那些希望推脫責任的男人的敘述時，你就必須警惕。因為女人在這裏沒有敘述的權利，她們的聲音被壓製了，沒有留下來。那麼，你就必須細讀現有敘述的字裏行間，發現其中的破綻。這是分析史料的基本技巧。剛被奧巴馬提名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的Sonia
Sotomayor，上普林斯頓本科時學的就是曆史專業。她大一時遇到了曆史係的教授Nancy
Weiss
Malkiel，後者手把手教她怎麼分析地閱讀文獻史料，使她的思維能力有脫胎換骨的躍進。這大概也是她日後能最終登上司法界頂峰的基石。她的故事，完全印證了上麵那位哈佛法學院出身的律師的話，讀史料的功夫和律師的基本訓練非常一致。
其實，不僅是曆史，文學的訓練也能達到同樣的效果，有時恐怕更加精深。我在北大讀中文係時，上的全是滿堂灌的大課，基本沒有討論。老師講的，也多是些思想性、藝術性之類的陳詞濫調。現在中文係的課也許新潮一些，但估計還是老師講、學生聽。對於文學而言，這種形式本身就是錯的。因為這隻有一個人在敘述，沒有人挑戰老師所壟斷的敘述特權。我們夫妻正好在大致相同的時間在耶魯讀博士。我讀曆史，妻子讀文學。我們經常在家裏討論彼此的閱讀，我進而也從她那裏補了許多在北大中文係文學專業所沒有接受的文學訓練。比如，她每讀小說幾乎首先要分析“敘述者的聲音”，分析不同的敘述者看到的不同的現實，或者被敘述者有意無意忽略的現實，而不是把小說中的描寫都當作“客觀描寫”。小說中的每一個字背後都有個敘述者，不同的敘述者有不同的目的，因而“事實”也隨著這些目的的不同而變化。讀者必須意識到哪段話究竟是誰的敘述，是否應該相信這個敘述者，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她經常和我講，每位敘述者都是不可靠的。你要從文本分析中發現這種不可靠性。她舉出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整個小說就是幾個人對一樁凶殺案的截然不同的敘述，解構了事實的客觀性。這活像是法庭上律師或公訴人各向對方的證人所進行的反詰問(cross-examination)，引出的經常是各說各的“事實”，大家的目標也多是要破解對方的敘述。她以為《羅生門》寫得太生硬機械，好像是在套用法庭反詰問的模式。更高超的小說，則微妙得多，破解其中的敘述模式時需要更精微的敏感力和洞察力。在許多場景中，一個人的敘述實際上有著雙重敘述者。透過這雙重敘述者來觀察現實，比透過一個單純敘述者的偏見更困難。比如，小說中經常寫到一位老人回憶年輕時的事情。這時一個人嘴裏就有兩個敘述者。一個是年輕時的他，呈現的是那時他看世界的眼光所反映出來的“事實”。同時，還有一個“現在”的他，即幾十年後“看”自己當年“看”到的事實。一個人在兩個時空中的利益、情感、理智以及目的可以非常不一樣。作為一個讀者，你怎麼破解這些?這是文學的問題，也可以是法學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