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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種種，當我有一天坐在書桌前邊，拂去日記上的累累塵埃時，我才發現那些從書架和田地走進我筆端的二百多種菜蔬的家長裏短中，隱埋著它們共同的命運和繁衍的夢想：原來我們最常食用的菜蔬，大都並非來自於我們國度的土地。它們的家鄉，不是非洲，就是歐洲和南美，連我們最常用的大蒜、韭菜，其原產地也在亞洲的西部高原上。實在是不可想象，它們是怎樣在曆史的途道上，如何地迫於戰爭、災難和流亡，而隨著駝隊和人群，遠渡重洋，迢迢萬裏，來到了亞洲這個人口繁稠的國家。它們遷徙的腳步，是怎樣記錄著自身和它們的主人苦難的曆程。而今，主人們都已遠逝，連史頁的文字中，也沒有記載它們與主人到這個國度之後遭受了怎樣的磨難和為這個華夏民族帶來了怎樣的福祉，養育了華夏兒女們的生命和餐桌。連那些曆史學家、植物學家，也都懶得去探詢一棵菠菜的故鄉。它最初出生在哪兒，怎樣來到了這個國家，最先是誰把它們——種子，從伊朗帶到了另外一個古國，而宗教在這些種子上賦予它們怎樣神聖的使命和力量。最終，它們在另一個國家的土地上落粒發芽時，品嚐它們第一口鮮嫩美味的是皇帝還是百姓；它是先在中國的南方紮根而後繁育到了中國的北方，還是如來自於以色列的猶太人樣，先到北方宋朝的汴京，麵見皇帝，報到賜姓，才恩許它們落戶民間，成為這個國度菜蔬隊伍中的一員？沒有人去探詢這一切。也沒有人願意知道這一些，因為忘記是世界性的流行病，無非在中國更為廣泛普及罷了。
不需要知道芋頭的故鄉是印度，恒河的水曾經是它們奶白的乳汁，隻要知道它來自於農民和土地，這也就足夠對得起芋頭的曆史與祖先了。不需要知道地瓜的先祖故居是美洲熱帶山坡的草庵和石屋，隻知道街頭烤地瓜金黃的美味和來自西方歐美、占據了都市繁華廣場、巷弄和街角的麥當勞、肯德基店的炸薯條對口腔和胃的誘惑，如兩情相悅的青年男女不可分離的吸引，這也就足夠可以明白世界之所以這樣——它就是這樣的慵懶哲學了。思考於今天中國的孩子，是真正奢侈的願望。大學裏曆史係和植物學係的學子們，為一日三餐而討尋崗位的腳步，讓菜蔬的家園史變得那樣無足輕重，乃至於迂腐和蠢笨。正是基於這樣冷酷的現實，我才發現我對菜園和菜蔬史的偏愛，是多麼的多餘和不合時宜。記那麼幾大本關於蔬菜、植物、昆蟲和天氣的日記，著實是一個合該千刀萬剮的事情。沒有小偷、強盜來把這些日記偷走或焚燒，委實已經是社會的一個偉大包容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