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薑太公在《六韜?兵道》中說：“凡用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於機，顯之於勢，成之於君。”其意為，用兵的規律，沒有比統一意誌更為重要的了，軍隊能統一意誌，就能行動自如（所向無敵）了。黃帝說：軍隊意誌統一符合戰爭的規律，就幾乎能用兵如神。運用這種（統一意誌）在於抓住時機，揮這種力量在於因勢利導，能否擁有這種力量，則在於君主的所作所為。又說：“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複疾擊其不意。”其意為，作戰取勝的方法，在於周密地察明敵，抓住有利的時機，而出其不意地攻擊。薑太公在回答周武王我想建功立業，但有三點疑慮時說：“因之，慎謀，用財。”其意思是：（有三點辦法），一是因勢利導，二是慎用計謀，三是使用錢財。三國時諸葛亮對因勢定謀也十分重視，他在《將範》中說：“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其意為，善於統兵帶將的將帥，能夠順應有利的天候條件，借助有利的地理形勢，依靠軍隊的良好狀況，攻敵時就會所向無敵，戰無不勝。諸葛亮又說：“夫為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其意為，將帥統軍用兵的原則，必須順應天道，憑借時機，順乎民心，才能奪取勝利。古代軍事家所指的“勢”，泛指時代、時間、格局、時勢、局勢、時機、環境、機運等。在一切有作為的軍事家看來，善於因勢利導處置敵我對抗的態勢，直接決定了作戰雙方的勝負。因此，曆代軍事家都將“因勢定謀”作為普遍軍事原則。
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反元活動取得初步勝利後，麵對如何擴大戰果，奪取最後勝利的關鍵時刻，他親自到石門山拜訪老儒朱升，聽取朱升對時勢的分析和奪取天下的計策。在縱論天下形勢時，他們清醒地看到，一方麵，這些年來戰爭綿延，破壞了社會生產力，損害了本軍後勤保障能力，又容易引民怨；另一方麵，隨著軍力一天比一天強大，容易樹大招風，原先的盟友，為了爭奪利益，也可能變成對頭。周圍的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陳友定的部隊都成了朱元璋滅元建國大業的絆腳石。因此，朱元璋對形勢不敢盲目觀，虛心聽取朱升贈言“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朱元璋麵對時有群臣上表、慰勸他升殿稱帝時，卻自謙說：“自己功德淺薄，自惶弗如，還不足以此造福萬民的皇帝重位”，又說：“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途尚便”，一再推辭不就。朱元璋從骨子裏都想做皇帝，之所以推辭，隻是認為時機尚未成熟。為了實現他的皇帝夢，他苦心經營，堅持“因勢定謀”，禮賢下士，廣攬人才，將劉基、葉琛、宋濂、章溢四大名士招聘至應天，特築禮賢館供他們居住；又既於“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他抓緊整肅軍紀、訓練部隊；又設置營田司，興修水利，恢複農業生產；還讓部隊戰事之餘開荒屯田，改變軍隊曆來吃糧靠平民百姓的傳統。這些政策深得民心，深受平民百姓的歡迎。朱元璋經過如此數年開拓疆土，積蓄力量，在外人不經意的況下，造就了一支足以掃平群雄、推翻元朝的力量。朱元璋在名士的出謀劃策下，南征北戰，所向披靡，元朝將帥紛紛歸附。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八月，徐達率兵攻進大都，元順帝眼看援軍無望，孤城難守，帶領後妃、太子倉皇北逃，統治中國近百年的元朝政權宣告滅亡，朱元璋成就了皇帝的美夢。朱元璋能夠成就大業，就是因為他能夠根據時勢，“因勢定謀”，正確實施“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戰略決策，退居後方，展生產，鞏固根基，壯大實力，贏得民心，最後成就了大業。
當代，由於正確把握時勢，由弱變強，由被動變為主動，最後獲取勝利，要數軍事家**最為突出。**曆來重視分析時局並以此為根據提出戰爭、戰役的具體目標與謀略。早在1926年，**就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文，科學地分析了當時社會各階級的狀況，並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在1927年組織秋收起義並不順利的況下，決定放棄攻打大城市，把隊伍帶到井岡山這一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區，開展土地革命，積聚革命力量，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實踐證明，**依據中國時勢，所作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在抗日戰爭時，**於1937年11月正確分析了中國抗戰的形勢是“處在片麵抗戰到全麵抗戰的過渡中”，提出在全國反對民族投降主義，在黨內反對階級投降主義，變片麵抗戰為全麵抗戰。1938年5月，分析了日本、中國雙方的形勢後認為，“日本的軍力、經濟力和經濟組織力是強的，但其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國際形勢又處於不利。中國反是，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是比較弱的，然而正處於進步時代，其戰爭是進步的和正義的，又有大國這個條件足以支持持久戰，世界的多數國家是會要援助中國的，——這些，就是中日戰爭互相矛盾著的基本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後勝利屬於中國而不屬於日本”。由此，**向全黨、全國人民提出，對日本作戰要采取持久戰的戰略，以時間換空間。曆史又一次證明，**“因勢定謀”無比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