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巨人之幕僚觀
中山先生的文章行文充溢懇摯醇美的氣息，他總是推心置腹地披瀝以道。隻要他一下筆，就能提煉出高人一籌振聾發聵的思想見地。
他最早就是以國族參謀、國事幕僚的心態走向社會，欲以文章、策論影響當局大吏，從這個渠道來實現他改造中國的良願。
他28歲時寫的《上李鴻章書》（全集第一卷8頁起），結尾也還有援用當時體製內套語，對李大人加以恭維。如“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雲雲。1894年夏，他和陸皓東前往天津，通過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向直隸總督李鴻章投書，李氏還不予接見。
此文底子本來就好，複經大文學家王韜修飾潤色，雖係經世文字，卻也彬彬可誦。他論證國家富強之道，明說關節不盡在堅船利炮，壁壘森嚴，而在於內在的四大端，即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這些是根本，其餘是標末。探尋歐美富強之本，即是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這些都是製度的根本所造成，他指出李鴻章輩隻著眼於堅船利炮，是舍本逐末。
明朗通透的分析擊中專製社會的命門。
中山先生孜孜矻矻，希其驚醒，導其改變。但李鴻章輩的知識頭腦僅止於此。所以最終結果也是雞同鴨講，咽塞難通。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中山先生不是這樣，他是道不行，起而革命。
此文既有總提，也有細講，包括急興農學、講究樹藝等，但他強調政治製度乃為根本。其他要在這個根本上依托進行，方有成績。
中山先生論證在民治社會與專製社會不同政經體製之下，人，這個創造的主體，遭遇完全不同的境遇。西方製度下，人活在世上，不虛此生，良性製度使其才智蘊藏，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而在專製之下，野有遺賢，朝多幸進，人的本性被戕害成為基因，遺患無窮……
他25歲時寫的《農功》一文，也因精彩闡述，被鄭觀應修改采用，植入其名著《盛世危言》中。此文也是有關中國改革的上上良策。
中山先生的論述，像一架天然的高精度測量儀，道出迷亂陸離現實中清晰的出路。
有些人，絕不是狹義的幕僚，甚至也不是廣泛意義上的幕僚，但我們仍可視之為一種參謀和智囊——他們可以說是對國家和民族的，時代意義上的幕僚。
中山先生寫於1897年的重頭文論《中國的現在和未來》，他這篇29歲時所寫的長文扣住了中國數千年以來的病灶，像全息攝影般寫出，觀之悚然不能自安。此文充溢鞭辟入裏的通透分析，無以倫比的敏銳觀察，流暢而不乏頓挫的敘述。
他說，不完全推倒當時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賢良政府，則社會難以實現任何改進，更無法建立起純潔的政治。
他認為中國的成文法還算好，但是絕大多數違法的事情都被曲解來附和僵死的字眼，因此就算是英國短時間到中國任職的官員也會隨行就市，變成官僚貪汙階層的成員。中山先生認為中國長期遭受四種巨大的苦難：饑荒、水患、癔病以及生命財產的毫無保障。他指出前麵三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預防的，對於苦難來說，它們隻是次要的原因，中國所有的一切災難隻有一個根源，那就是普遍又有係統的貪汙，造成了饑荒、水災、盜匪長年猖獗……中國的這些災難絕非一種自然的狀況或者氣候地域的產物，也不是群眾懶惰無知的後果，因為群眾的無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僚貪汙所造成。
黃河的管理人就是河道總督，他下麵有一群屬員，他們曾經花了很大一筆錢來買他們的職位，因此他們必然要貪汙。滲透在海關的賄賂能夠使一切貿易——包括外來的和本地的——完全癱瘓。跟水患和饑荒一樣，癔病也是人為造成的。中國氣候總的來說還不錯，但清帝國的一些城市人煙稠密，汙穢到了極點，飲用水肮髒到了難以形容的地步，未來的資本家肯定不願意到這樣的國家來投資。因為財產和生命同樣為行政當局所漠不關心，遍布全國每個角落的貪汙使得生命財產毫無保障，它直接促使了盜匪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