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蔣介石因事致信戴公商議，戴複信：“至於兄之苦心大事，則非弟之能為力者，搓手萬遍，終無以報。惟諒之。”（《戴季陶先生文存》，1502頁）
後來，蔣介石因聽信戴公的建議，軟禁胡漢民，為世所不諒。蔣不能下台，而遷怒於戴，以為這是一個不好收場的餿主意。軟禁胡漢民是在1931年2月。胡漢民欲造成一個責任內閣的國家政府，蔣介石則欲統一號令，一個仗恃元老支持，一個以新起實力軍人自居，5月，蔣先生欲控製國民會議，邀集戴季陶、吳稚暉、陳果夫、陳立夫、邵元衝、葉楚傖商討對策，人皆無善策，而戴季陶欲對之不客氣。胡漢民拒不妥協，季陶遂明確主張強硬對待。
於是戴季陶設鴻門宴將胡漢民扣押，而對外宣稱展堂近來精神失常。季陶往勸之，囑其勿與蔣介石作對，而宜多讀佛書。漢民大怒，謂我已成神，何須學佛？《左傳》曰，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飽學之士吵架，三招兩式，精彩得令人眼花繚亂。
西安事變，戴先生又為主張武力討伐的一派，這一觀點的支持者群集何應欽公館，而蔣介石對當時所有主討伐者都無好感，蓋武力威懾則可。而大肆動武則可能玉石俱焚，此事兩人間更增隔膜。
自1930年起，他任考試院院長，確立中西融通的民國文官考試製度，他對考試利弊考慮周詳。他在報告書中說，那種揣摩窺測的八股文，弊端多多。君主以科舉牢籠人才，消磨誌氣，以致種弱國衰。當專製集權時代，勢力為皇親豪族所有，但造惡者為君主，非考試製度本身。如無考試製度，政治將更加腐敗，人民受害更烈。
在他任上，建立編譯局並形成妥善的銓敘製度。自此以後，至1940年代中期，20萬以上知識分子受益，即使在抗戰中也不例外。
戴公是邊疆問題的權威，決策人之一。他主張民族平等，反對前清趙爾豐等的邊政惡政。他認為他們專尚霸道，心存偏袒，政策根本錯誤，以致將最馴良之川滇之間的康民，造成許多血腥殺伐的種子。
力敵萬鈞的政論大手筆
戴季陶文章元氣淋漓，真足睥睨一世。其人創力非凡，30歲以前各體論文，即達百萬字以上，其真率處如及時豪雨，其悲憤處似山洪爆發。其論民主政體建設之文，頭腦清晰，胸次浩然，變繁縟之理為樸茂條暢，為今之下筆喇喇不休之政治學博士所望塵莫及。
戴季陶葆有先天的文章自信。1938年國民黨在武昌召開全國臨時代表大會，大會宣言出自汪精衛手筆，陳布雷等參與討論。蔣介石認為主旨大體不錯，語意略顯輕重不當，唯戴先生破口大罵，並加以痛斥，說不是特文意措置失當，就是行文也毫不足取，病在蕪雜而散漫。汪氏當年有文豪之譽，此時也頗有離心傾向，故影響到文字組織，是可能的，但也不至太過偏弊。但戴先生根本不能諒解，可見其取徑之高。
戴公的政治評論葆有力敵萬鈞之勢。《立憲救國乎立憲亡國乎？》長文中的一段，可見其強烈的邏輯衝力。他說：政府諸公之意，不過欲圖一時苟安之計耳。然豈知外患足以侵其手足四肢，內患足以耗其精血五髒也。其預備立憲也，非真知立憲之足以治國安民，亦唯以搪塞國民而已。其搪塞國民也，無非防國民之反抗而已，其防國民之反抗，無非欲保其身居高處，宴安逸樂之位置而已。而今之熱心功名者，不揣其心計其勢，竟欲以最無聊賴之請願手段，而欲得立憲政治之實際，嗚呼，政府諸公，豈真願立憲者乎？苟非有所恐懼，有所自危，則此九年立憲之空語，恐亦不能遂發。
這可以說對專製的目的、因果關係，揭示得淋漓盡致。古今一切專製盡管有種種表現形態，其形神則一，使用的欺騙、誘惑、高壓、恐嚇的手段則一。
他的文體具有鬼斧神工的變幻能力，忽而是一首騷體詩，忽而是簡捷利落的一則短文，忽而又是洋洋灑灑數千字甚至上萬字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