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發動二次革命，直接的原因就是宋案的刺激。
宋案的發生，有這樣的承遞轉折的關係：袁世凱→趙秉鈞→洪述祖→應桂馨→武士英。
居間的是洪述祖，這個人有點來頭，他的祖上是乾嘉年間的著名詩人洪北江洪亮吉。而洪亮吉是敢於犯顏直諫的人，於書無所不窺，學問真是一等一。因為叱罵大臣中的宵小，而被發配伊犁。他不特是大詩人、詩論家，且是人文經濟學家，對人口增長與生產增長之間的辯證關係有精到論述。他說：“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意言》）。如果以“一人生三計之”，那麼到了兒子這一代，則“不下十人矣”；至孫之世，“已不下二十餘人”，到了曾孫、重孫時，就會呈現“五六十倍”的增長。而田產甚至房屋都是稀缺資源，人口與土地等的矛盾勢必激化，喪失生計者增多，則社會將極不安寧。他認為當盡速開荒移民、輕徭薄賦、臨災賑濟……
作為曾經翰林，他也是皇帝的幕僚，他的幕僚作業極為到位。
洪述祖之子，就是近現代戲劇家洪深。洪深先後執掌複旦劇社、戲劇協社，參加南國社，乃是中國現代話劇開創者之一。他也在複旦、暨大等校為英文教授，後進入電影界，編導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歌女紅牡丹》，貢獻極巨。抗戰軍興，洪深辭去教職，領導“上海救亡演劇二隊”，赴內地演出，後來又在武漢籌組抗敵演劇隊，積極推動抗日救亡運動。
洪述祖本人生於1885年，此公和他的先祖洪亮吉的為人恰為兩個極端。洪亮吉為友朋可說是兩肋插刀，正義感極顯明。作為幕僚，他的策劃與謀略關乎時代、大局、社會、家國的未來，具大眼光大胸襟。而洪述祖卻生來是敗類和醜類。他先後在左宗棠、兩江總督劉坤一的幕中參預戎機，後在台灣巡撫劉銘傳的中軍當參謀，在和侵略軍談判時竟收受重賄，出賣國家利益，更且私造文書、走私軍火，膽大包天，無惡不作。後因事敗露早通緝，還是張之洞念他係名士後裔，手下留情，逐出湖北了事。民國肇建，他又投效到袁世凱門下做了幕僚，以南壓北和以北壓南的餿主意就出自其手。
宋教仁意氣風發，袁世凱畏之，洪述祖獻毒計就是實施肉體消滅，並承擔策劃及實際指揮。
洪述祖當時做國務總理（內務總長）趙秉鈞的秘書，和上海幫會頭目應夔丞（應桂馨）結識。應氏犯案，他為之疏通。因嫉妒宋教仁的崛起，乃由應夔丞指使武士英在上海滬寧車站伏擊宋教仁。事後巡捕搜獲函件多封。
1913年春，洪述祖致應夔丞函件，唆使其使用“激烈之舉”對付宋教仁。殺死宋後，以“酬勳位”的辦法來作報答。
應氏複函，稱說勳位不敢望，但當以釜底抽薪的辦法來幹掉宋教仁，對大局才有幫助。信中將“宋”字的寶蓋和木字故意寫得間距，以掩人耳目，並將同盟會係統稱為“梁山匪魁”。
期間不斷函電催促。暗殺後上海應夔丞方麵馬上電報“匪魁已滅”，“我無一傷亡”表示殺手平安。
宋案震驚全國，袁賊為殺人滅口，先將走狗武士英、應桂馨和趙秉鈞剪滅，應夔丞曾越獄，後在京奉火車內被人暗殺。其中武士英係在押病故，獨洪氏逃逸至青島逍遙。到1917年被宋教仁之子訪知，後由上海檢方引渡。後迫於全國輿論壓力，北洋政府最高法院判處洪犯絞刑，於1919中4月中旬，在東交民巷分監執行。他死得很掉價，因其身體肥碩，將絞機墜斷，身首異處。據王建中《洪憲慘史》之宋案附錄，1918年京師高等審判廳對宋案刑事重犯洪述祖判決，那時洪氏已經60歲了。
刑事判決書6000字，控辯偵查縝密有序，函電、搜獲之武器等證據充足，前後因果關係交代得清清楚楚。
可見袁世凱的這班幕僚參謀，一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一是奴才比主子還著急，一是心理陰暗、頭腦淺薄、暴戾恣睢。小人得勢最終是要幫倒忙的，幫倒忙的幕僚，猜測主子意向，顛三倒四，匆促操作。事實證明，他們隻是一班拆爛汙的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