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又有戰時幕僚團的建立。戰爭開打了，對方來者不善，海陸空大打出手。範圍逐漸擴大，我方對軍政幕僚的需求頓然增加。陳布雷回憶說，涉及戰爭的各個專門問題需要搜集資料，分類研究，交由中樞甄別取舍；各方所上條陳以及請示之文件，由於量大，須有專人簽擬，然後交由統帥審查決定。當時國中各方有誌之士，自願投效者很多，亦應有專門機關從事延攬。遂由陳布雷出麵，請示蔣介石，獲準在軍委會內設置參事室。早期以朱家驊為參事主任。
不過對此參謀團，陳布雷也有他自己的看法。
早在抗戰前三四年，熊式輝等人就力勸蔣介石，要在蔣介石的周圍組織類似智囊團的機構，而陳布雷主張慎重從事。他認為，智囊團本身的延攬，就需要有高人主持，假如見聞不廣、心思欠周之人得任幕僚職位，就純粹是多一累贅。他以為，先前不久的南昌行營的設計委員會，作用就不大。
陳布雷直言，智囊團這種名稱，他始終以為不適合用於中國。
但是參謀問題怎麼解決呢？他以為，可以延攬具有專門學問者、通曉政理者若幹名，以備谘詢，而戰時已有各種專門軍事參謀機構，已經足夠。
抗戰期間的幕僚考選
抗戰期間，對於軍政首長的青年幕僚的考選，當時任何應欽參謀的陳桂華曾談道：“何敬公要求參謀的條件是要學校成績好，會寫文章。何敬公是參謀總長，有很多講演和講話，參謀要會幫他寫稿子。我陸軍大學畢業考前幾名，我還參加軍事論文比賽得過第一名，所以，他選了我去。”那時候，他和汪敬煦都是何應欽的侍從參謀。他本人是黃埔軍校十一期畢業生，1940年考取陸軍大學，1943年畢業，8月開始給何應欽將軍做侍從參謀，前後有六年的時間。
抗日戰爭時，蔣介石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下有參謀本部，參謀總長先是何應欽。另外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也是蔣介石，參謀長是美國的魏德邁，底下有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由何應欽兼任。
幕僚文化素養，顯然是考選的重要一環。抗戰一開始的時候，有的部隊害怕麵對記者，害怕負責任，於是幹脆就說，打仗都來不及，哪有閑工夫來招待記者啊。
前線將領對新聞記者的工作是逐漸認識到其重要性的，有一次曹聚仁在開封訪問孫殿英，他就不懂得新聞記者為何要采訪，後來經過他的幕僚解釋才和新聞界談起了戰場上的掌故。有一天晚上，他在會場上作樸素的演說，他說道，別人沒做過漢奸，不知道漢奸的滋味，“我孫老殿做過漢奸，嚐過這味，以後孫子王八蛋才做漢奸”。曹聚仁說這是英雄本色，脫口而出，是很好的新聞材料。
孫殿英這樣的人，如果遇到好一些的幕僚為之策劃，會少幹一些壞事，並可善用其勇，否則隻是一味的莽撞。
當時中高級將領中的文化素養較高，但是軍隊的下層和底層就很成問題了。曹先生舉例說，有的哨兵檢查記者的通行證，倒持著那張證紙，亂看一陣，糊裏糊塗就扣住了，糊裏糊塗就放行了，中央社記者曾在湘西被扣，真使人哭笑不得。
穩健而工於心計的林蔚
侍從室整體兼有參謀功能，但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事務官，如錢大鈞，雖然文章清通，頗諳丹青，古文根基也不錯，各種新式兵器均能掌握，但他主要是做好交辦的事情，主動地出謀劃策則說不上。而且，因不善動腦筋，在西安事變前夕，他負責的蔣介石專列的車頭，也被他的朋友張學良以詐術調去“修理”，使蔣介石陷於插翅難逃的絕境，事後曾被嚴厲責問。
侍從室裏的一流幕僚，要數1938年初接替錢大鈞、調為一處主任的林蔚（字蔚文）。
林蔚在辛亥革命後考入北洋陸軍大學第四期，畢業後曾做過工兵營長，1924年在孫傳芳手下的浙軍一師（師長陳儀）當參謀長。反正為北伐軍後，被征調到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擔任南京警備第一師參謀長。陳布雷的助手張令澳說，林蔚出身書香門第，舊學基礎牢固，多謀善斷但藏而不露。
蔣、馮、閻之間的中原大戰爆發，蔣介石的軍政前途危在旦夕。他駐節柳河，親自督戰，林蔚全程跟隨，輔佐蔣氏指揮作戰，“有條不紊地晝夜謀劃，以其細致周全、謹慎穩重的幕僚作風，更為蔣所信任”。1934年他即任軍委會銓敘廳中將廳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