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峙早先是黃埔軍校的青年教官，北伐諸役，甘冒矢石，衝鋒陷陣，後官至重慶警備司令、徐州剿總總司令。一旦官至高位，漸露貪生怕死之相，後半生徒有虛名。李宗仁說他的長相是胖胖乎乎，其為人則老老實實，怕老婆的程度，無人能出其右。五四之後有些文化人無聊，大講怕老婆的哲學，謂為中華文化傳統，以為其中有多少玄妙，並加以實踐。但這一點，若在劉峙麵前，恐怕就要“梅須遜雪三分白”了。徐蚌戰酣，杜聿明（剿總副總司令）因病暫離戰場，劉峙怕得要命，不斷地念叨：光亭（杜聿明字）走了，我怎麼辦、怎麼辦？抗戰初期與日本交手的幾個大仗，他都落敗吃癟，輿論嘲為“長腿將軍”。徐蚌戰起，軍中將領即議論紛紛，以為如此大戰，如此生死關頭，理應以人中之龍、人中之虎來把守，至不濟也應派條狗來，怎麼能讓劉峙這樣一條豬來自毀長城呢？這真是人不自愛天也不佑。徐蚌大崩盤，幾十萬精銳部隊毀於一旦，劉峙一路跑到南洋，為了生計，給小學生教授尺牘，被新聞界窺破。事泄，方回台灣養老。
張恨水先生在重慶寫了很多這一類“無情的故事”。直到有一天，軍統來人，說是張先生您要是心情不好，我們可以送您到息烽去休息休息！他才稍作停筆，以後依然照寫不誤。
劉峙的起落，是那國家強於社會的魅影在作祟，可是在他身邊的幕僚就難以施展了。作為或不作為都會受到牽製和擠對，在徐蚌會戰驚心動魄的數十天，幕僚的日子真個是冰激火燎，像舒適存、李漢萍等人，就遭遇了平生最深重的撞擊，整個參謀生涯，和大局一道毀於一旦。若論幕僚之厄運，真莫此為甚。
也隻好隨波逐流
郭寄嶠的情形，和舒適存、趙家驤也有類似。他先上保定軍校，第九期炮兵科畢業，然後再上陸軍大學、國防大學將官班深造，改換出身的門庭。
1929年任第45師參議，抗戰爆發後任第14集團軍參謀長，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長，亦曾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前敵總司令部參謀長，抗戰後期一度脫離參謀席位，出任過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職。抗戰勝利後轉任國防部參謀次長。1949年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兼西北軍政副長官。
20世紀30年代初，他輔佐衛立煌，後者就是看中他的係統軍事修養，擔任衛立煌部參謀長，長達10年，他隨衛立煌升遷而升遷，對其軍事指揮影響極大。
他在西安事變中被扣押，後來他分析西安事變的原因，也頗具一等幕僚的眼光。其要點，一是東北軍入關後受歧視而待遇也低，故生發不滿情緒；二是紅軍在陝甘寧地區被圍而東臨黃河絕地，乃對張、楊統戰，而統戰又取得良好效果。
抗戰初期的防禦戰，因日中軍力的懸殊，郭寄嶠強調本軍的工事構築，在錯落工事上建立側防交叉火力網，誘敵而殲滅之，這是因武器的整體落後想出的轉圜辦法，頗為奏效。
衛立煌秘書趙榮聲《回憶衛立煌先生》中寫道：“郭寄嶠每天上午八點上班，除掉中間回家吃兩頓飯，一直忙到夜晚十一二點，一手握著電話機聽彙報，一手拿著一杆寸楷毛筆批公文，批完了隨手扔到地下，旁邊就有一個副官恭恭敬敬地蹲下去拾取。下級人員有什麼事情來請示，郭寄嶠一手握著電話機不放，一手握著毛筆不放，簡單明了地向來謁者答複幾句，不一定都合理，但和當時別處許許多多糊裏糊塗的國民黨軍官和參謀人員比較，的確表現得強幹，高人一籌。蔣介石在武功軍事會議上當眾表揚他為‘標準參謀長’。”
郭氏著有《邊疆政策之研究》《邊疆與國防》《我國曆代邊疆地區各民族之遷徙與衍化》等書。不過他在大陸易手的時節，也是惶惶不可終日，失去了他長於謀劃的大參謀的本色。1948年秋，他在甘肅省主席任內，就和馬鴻逵言語不睦。後者問他：補充援榆林之役傷亡八千人之新兵，何時撥出？他竟回答說“漢人不替××當兵”。馬鴻逵一向主張泯除民族界限，息爭為國，他說“不意郭氏以肩負省政重任之封疆大吏，竟爾挑撥民族情感，製造亂源。鴻逵以與素誌相違，難以協力合作，亟思勇退。”（馬鴻逵《給馬步芳的一封公開信》）當此撤守的真空時期，大家本應以同舟共濟的大義，通力合作，以挽危局。不料最傑出的參謀也惶急而口不擇言。指揮失度，而使壯士離心，宵小得逞，令人扼腕。
馬鴻逵早在前清宣統三年，於陸軍學校讀書時，年方弱冠，即加入同盟會，當時凡與政治有關者，袁世凱均勒令加入其所控製的共和黨，鴻逵雖數次被迫，但始終嚴拒加入。嗣奉孫總理令派赴甘肅，與多位誌士一起，喬裝高麗人，共同從事革命工作。戎馬半生，曾參加抗戰，建立殊勳。
而在此危難關頭，郭氏未能將地方勢力調試到一個較為融洽的地步，並非不可為，雖然大勢掣肘，但其個人魯莽滅裂，終令人事向相反方向滑落。
馬鴻逵認為郭寄嶠是陳誠的人馬，實則郭氏也是胡宗南的好友。保護胡宗南，或給他一個下台的台階，算是郭氏最後的幕僚作業。據說他曾直接向蔣介石說：“送一名大將給敵人做俘虜，既違反了戰爭利益，也違反了指揮道德。”蔣介石似有所觸動，才默許派飛機到西昌接回胡宗南。